曾昭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教部副部长、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8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为曾昭伦先生平反，恢复了名誉。

1958年4月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邀请，曾昭伦先生孤身来到武汉大学任教。学校指派时为青年教师的我为他的助手，同住珞珈山十八栋，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朝夕相处。

曾先生一到武大，就创办了元素有机化学专业，任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日以继夜，率先编写了二百多万字的《元素有机化学讲义》，包括金属有机化学通论，有机磷、氟、硅、硼专论等，广证博引，注释详尽，便于教学和科研，深受师生们热诚欢迎。多年后仍有来函，索求这套教材。

1961年秋，曾先生因患淋巴癌，在北京住院治疗，控制了癌细胞的扩散，于1962年初出院回家疗养。李达校长对孤身应邀来校的曾先生的工作、生活关怀备至。曾先生每次从北京回校，他都会亲自登门拜访和宴请，曾先生在北京生病，他都亲自过问。曾先生感恩于心，一直挂念刚刚启步的各项科研工作，尤其是他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的《元素有机化学》课如何安排的问题。为此他致信李校长，说明;秋季他可能仍不能回校讲授研究生课程，建议由张国敏同志接任。现在离秋季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张国敏同志来北京住在他家备课，便于他亲自指导帮助。不久后的五月初，老校长召我到他家中面谈，把曾先生来信交给我看，语重心长地说，学校同意曾先生的意见，决定请你去北京备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相信你会很好完成任务。还特别提到：曾先生患的是淋巴癌，中央统战部要求对他本人保密，以免增加他思想压力，不利治疗。

1962年五月中旬，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燕东园曾先生的家。曾先生和夫人俞大絪先生住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内一栋别墅，四周是大树环抱，环境优雅。曾先生和夫人俞大絪为我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将院内的平房，重新装修为二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床上用品都是全新的，工作桌上整齐的摆放着笔、墨、纸、砚，甚至连信封、信纸、邮票和胶水等，凡能想到的都准备了。第二天曾先生帮助我制定备课计划时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教学计划,缩短教学时间,提高水平,元素有机课由原来的60课时,缩短为40课时;讲课内容要从他编写的，200多万字的元素有机化学讲义共五本教材中精选,写出讲稿,每节课讲稿不超过16页稿纸。我虽然对教材的内容比较熟悉，但要将这200多万字的内容压缩在40节课里，对我来说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按照计划,日夜突击。每天将写完的讲稿交给曾先生。曾先生认真地逐字、逐句地修改,在讲稿上注明增减内容。我按曾先生的修改件，将每课时讲稿压缩至16页以下,再交曾先生过目审定。曾先生虽己63岁了,又抱病在身，仍诲人不倦，查阅文献，花费大量时间帮我备课。同时，他每天还自学日语二小时，非常勤奋辛苦。

俞大絪先生曾对我说，老先生一坐下来工作就是半天，不知道休息,他看书就像进了大观园，进去就出不来了。比如，一天中午他用煤铲子盛饭,嘴唇都染黑了，他还不知道。俞老师对我说：“张先生,你能不能每天上午10点钟，下午3点钟左右,陪曾先生出去散散步？你也太劳累了，也该休息一下。”我接受委托。从此，每天上、下午我准时去陪曾先生散步。俞先生为我们准备了篮子和镰刀,要我们为他们喂养的兔子割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当曾先生放下书，离开书桌，步出家门，他仍然用手比划着，嘴不停地自言自语，直到我们走出燕东园后门，才慢慢清醒过来。我们沿马路边的草地，边聊天,边割草。散步时他曾多次谈到他的科研经历，比如：研究工作如何选题、如何查文献、如何写论文等以及对我们今后研究工作的设想。为减轻我讲课时的紧张情绪，还特地介绍了一些他的讲课经验。他说,当你走向讲台时，你要把学生对你讲授的课程内容，看作是他们无知的。这样，在讲课时你就会由浅入深地去讲，学生们听得更明白。

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全国政协对曾先生在生活物资上有些特殊照顾。他们提出希望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我婉言谢绝了。我每天在北大职工食堂早餐后就开始工作，俞先生都为我泡好茶，为了不影响我，她总是轻脚轻手地将茶放在我的桌上，当我抬起头,看到了桌上放着一杯热茶，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送来的？她还嘱咐保姆，动作要轻点，不要打扰了张先生。俞先生还对我说：“我很想教你英文，看到你这么忙，这次没有时间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俞大絪先生是全国知名西语教授，对待一个青年教师的关怀，令我感动。

每到周末，曾先生和俞先生都带我去游览北京名胜古迹：颐和园、动物园、香山、北海公园、天文馆等；有时，带我走亲访友，如去北京农业大学拜访俞大絪先生的哥哥、农大校长俞大绂院士及一些著名的学者。

曾先生的一生坚持记日记，从不间断；日记有长，有短，长的几千字，短的仅几个字。例如在1962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晨五点半起身。早饭后，同张国敏同志去游颐和园。先到谐趣园，随即上山到乐农轩、景福阁、智慧海。下来经佛香阁、铜亭、铜牛回到大门。回家休息。我们在颐和园照相留念。”

曾先生/张国敏在北京颐和园留影（1962年7月5日）

我在曾先生家完成了备课任务，写了600多页的讲稿。曾先生为帮助我备课,修改讲稿,有时连夜间都在突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曾先生给研究生们的信中曾写道：为了适应新的教学计划,缩短教学时间,提高水平，我们曾经付出巨大的劳动。单单我为国敏准备讲稿，先后就干了四个月，有时候连夜间都在突击。国敏同志付出的时间更不待说。

曾先生和俞先生把我当作晚辈，他们为了培养我付出的艰辛劳动,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我有幸能遇到这样的恩师，永生难忘！感谢曾先生的知遇之恩！

曾先生来武大后创办的元素有机专业，包括四个科学研究组：有机氟、有机硼、有机硅和有机磷，都从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曾先生非常重视文献的收集和评阅。查阅文献时，把杂志、作者、发表年月及摘要都写在卡片上，甚至连参考消息和地方小报上报导的科学发明、发现消息都记在卡片上，并把卡片归类整理，了解世界化学的新进展，定期写出综论评述。使科研工作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从1963年开始，至文革前的1966初,我们从事的有机硼化学研究，合成了1000多种新化合物，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曾获得国家教委自然科学二等奖、三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三项国防科委奖。1989年张国敏被评为湖北省科学精英。

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前夕,我被任命为化学系工作组长，随后又被选为化学系革委会主任，逐步被推向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曾先生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在大字报和大小批判会上被点名批判。北京南下红卫兵来到武汉，斗争气氛开始紧张。为防不测，我请曾先生的媬母胡月帮助,将重要资料和贵重物品集中到一个房间，并指示系革委会领导的红卫兵贴上封条，防止造反派将其抄走。

1966年8月我收到俞大絪教授的一封信，书信上：张国敏同志转曾昭抡。我将信交给了曾先生，他看完信后把信交给我看。信的大意是，你的来信收到了，知道张国敏同志当选为化学系革委会主任，我很高兴，他会关照你，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北京红卫兵已开始造反，抄家，许多教授受到冲击。我昨天给你寄了一些衣物、袜子，鞋子和日常用品等,希望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不要挂念我。。。。。。没想到这是她和曾先生永别前的最后一封信。

几天后我就收到一个要求转给曾先生的大包裹。曾先生接过包裹，看了很久，包裹中有从春到冬的衣物和各种日用品。又过了几天，收到北京大学发来的电报：武汉大学化学系革委会转交曾昭伦：“俞大絪已畏罪自杀，限曾昭伦三天内来收尸，否则后果自负”。我看完电报，想到，在北京和俞先生相处的日子，心里很不平静，真不忍心将电报交给曾先生！我在曾先生的家门口犹豫、徘徊很久，很久！当曾先生看完电报，双手发抖，说了声，“我不能回北京！”便默默走进了卧室。

曾先生相濡以沫的伴侣、携手奋斗40余年的爱妻俞大絪含冤自杀身亡。他们没有子女，留下一个孤独患病的可怜老人，他怎么度过余生？

在那个动乱的时期，要尽力保护曾先生，我知道会有多大的风险和代价。我凭着良心，把一切后果置于度外，尽力保护曾先生。果然形势急转直下，很快我被打成走资派，大右派曾昭伦的干儿子、孝子贤孙，蜕化变质分子，窝藏黑材料等，被就地开除党籍、抄家、游街示众、挨打挨骂，立专案调查，历尽了磨难。我被大会、小会轮番批斗、被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再也不能保护曾先生。我记得：很多批斗我的会，都会把曾先生揪到我的身旁陪斗。在一次全校批斗张国敏和平演变为蜕化变质分子的大会上，勒令曾昭伦参加批斗会。一个“反戈一击”的青年教师，提着曾先生背后衣领子，从会场下揪到台上，站在我的身旁陪斗。他在会上揭发说：曾昭伦在北京医院檢查患有癌症，张国敏严格保密，不让曾昭伦知道，以免影响他的健康。曾先生终于知道了自己患了癌症。此前由于他不知道患有癌症，没有思想负担，五年来日夜忘我工作,或到实验室察看，和大家研讨实验中的问题；或到系资料室查阅文献资料，或在家伏案编写教材，淋巴癌也没有复发扩散。

曾先生知道张国敏再也无法保护他了。又从高音广播中听到了老校长李达已被迫害去世，化学系张资珙教授被活活打死，爱妻已含冤自尽，家里封存的文稿、日记、资料、书信和贵重物品也被抄走，心情很沉重。很快他的癌细胞开始扩散，住进了医院，几个月之后，于1967年12月8日去世，终年67岁。

写到这里，我深情感激曾先生的保姆胡月女士（或称大嫂）对曾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照。胡月的丈夫是武大物理系的一位工人。她不认字，是一个家庭妇女，为人忠厚、勤劳、善良。曾先生被批斗时，不管是白天或夜晚，她都陪曾先生到批斗会场，一直等到散会后再陪曾先生回家。有人问她，曾昭伦是大右派，反革命，你不怕连累你和家人？胡月回答:”我是个工人家属，怕么事！我不能在曾先生受难时把他丢下不管！”曾先生癌症复发住院，胡月一直在医院陪着曾先生直到曾先生走到人生的尽头。

曾先生在武大八年多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受益良多。文化大革命中，共历磨难，我是唯一知情人。追忆往事，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谨以本文，深切怀念恩师曾昭抡先生。

张国敏

（武汉大学湖北省武汉市）

2022年元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