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作者：【宋】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1]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2]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3]，吾仇也；燕王[4]，吾所立；契丹[5]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注释：

[1]庄宗：后唐庄宗李存勗（885—926），五代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23—926年在位。[2]晋王：即李克用（856—908），唐沙陀部人。曾率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受唐封晋王。其子存勗建立后唐，他被追尊为太祖。[3]梁：指后梁太祖朱温（852—912）。公元907—912年在位。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唐时曾任宣武节度使，封梁王。他是中原最大的军阀，与李克用长期争夺河北地区，结仇颇深。[4]燕王：指刘仁恭（？—914）。唐末、五代时深州乐寿（今河北沧州献县）人。初为幽州军校，后投李克用，旋又背叛。其子称大燕皇帝。这里称仁恭燕王是笼统的称呼。[5]契丹：指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他曾与李克用约为兄弟，后背叛，与后梁通好。

赏析：

在“序跋类”古文中，《新五代史》里的一些序，是和《史记》里的《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等同样著名的。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其中的《伶官传序》，明代古文家茅坤推为“千年绝调”，虽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叹，情韵绵远，确乎得《史记》神髄而不袭其貌。

《新五代史》“发论必以‘呜呼’”，这篇《伶官传序》也不例外。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呜呼”呢？这和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政治遭遇有关。《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载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中有云：“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东皋杂志》的作者曾说：“神宗问荆公（即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认为五代之事可叹，故多用“呜呼”，这是搔到了痒处的；但还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乱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然而紧接着，统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弊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又“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通过对五代政治与历史人物的记述、描写和批判，表现了他对北宋王朝的忧虑和对当时弊政和当权派的不满。这篇《伶官传序》，和《宦者传论》、《唐六臣传论》等一样，既是史评，也可以说是针对北宋的现实而发的政论。它以“呜呼”开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寓有无穷的感慨的。

《伶官传序》是冠于《伶官传》前的短序，旨在说明写《伶官传》的意图。很明显，有关伶官的事实，自然应该写在传里。事实上，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勗）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任其败政乱国的史实，正是写进了《伶官传》里的。那么，既要写明作传意图，又要避免和传文重复，就难免概念化。欧阳修的这篇短序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传文重复，又说明了作传意图，而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毫无概念化的毛病。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文章劈头就讲大道理；而“呜呼”与“哉”相呼应，却造成极其浓烈的抒情气氛。“盛衰”二字是全篇眼目，“虽曰天命”一纵，“岂非人事哉”一擒，“天命”是宾，“人事”是主。从感慨万千的叹息声中，读者已不难觉察：有些人忽略“人事”而将国家的“盛衰”委于“天命”，正是作者所痛心的。而他的写作意图，也已经呼之欲出。

论点一经提出，即须摆出事实来。“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便是过渡到摆事实的桥梁。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认为此句较弱，拟删去。在全文中，这一句的确弱一些。然而起势横空而来，此后叙事的一段又笔笔骞举；在二者之间，还是需要有这么个文气迂缓的句子调剂一下的。一张一弛，也适用于文章作法。何况，“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应“盛”，“所以失之者”，应“衰”；而下文将要写什么，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了它，文章的脉络就更加分明了。

接下去，自然要先写“庄宗之所以得天下”。而庄宗李存勗得天下的全部过程，已经写入《唐本纪》了。何况，即使冒重复之嫌，在这里写出李存勗得天下的经过，也必将造成文势的拖沓，且不合“序”的体制。那又怎么办呢？

写一部书，像缝一套衣服一样，如何剪裁，是要作全盘考虑的。仅从这篇小序着眼，已经可以看出欧阳修在全书的总的构思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遍读《新五代史》，就会发现：此下所写的关于李存勗得天下的事实，不仅在《唐本纪》和《伶官传》里都没有写，而且在其他任何篇里也不曾涉及。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通盘考虑之后，觉得这些事实留在这里写最合适，因而在其他篇里不写。其二是：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还有问题，不便写入有关的“纪”、“传”；但其精神还是符合晋王（李克用）和庄宗的情况的，因而写在这篇“序”里，“虚寄之于论以致慨”。看来这二者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更大。所以先用“世言”二字冒下。

比欧阳修早生五十多年的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写道：“世传武皇（李克用）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约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及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开头用“世传”二字，也见出王禹偁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事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八中通过考证，作了这样的结论：“庄宗初嗣世……未与契丹及守光（燕王）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胡梅磵则认为：“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殁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姑无论这些事本身可信不可信，而李存勗“英武”是真实的，后来也确曾“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因而写进这篇序里，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这些本来用以夸赞李存勗“英武”的情节，正适合于说明他所以“盛”全在于“人事”。

“世言”两字，直冒到“及凯旋而纳之”。事实根据王禹偁的记载，而文字却更精练、更生动、更传神。其中写李克用临终之言和“与尔三矢”的动作，真是绘声绘色！简短的几句话，说得很急促，很斩截；追述已往的恨事，激励复仇的决心，如闻切齿之声，如见怒目之状。写李存勗受父命，只一句：“受而藏之于庙。”而“受而藏”的行动，却既表现了他的坚定意志，也流露出他的沉重心情。而这，又为后面杀敌制胜的描写和“忧劳可以兴国”的论断埋下了伏线。

从“晋王之将终”到“及凯旋而纳之”，“庄宗得天下”似乎已经写完了。但在这里，关于李存勗复父仇的事未免写得太简括，不足以落实那个“盛”字。然而别忙！看来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用“及凯旋而纳之”一收，却立刻用“方其……”承上提起，作了追叙；并在追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由几个既对偶又错落的短句构成的长句，一口气读下去，有如迅雷猛击、暴雨骤至、烈风巨浪相激搏。就李存勗说，“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就作者的行文说，也是“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从“及仇雠已灭”到“何其衰也”写“失天下”，夹叙夹议，极概括而又不乏形象性。读之只觉阴风飒飒，冷雨凄凄，与前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就史实说，一“盛”一“衰”；就文势说，一扬一抑。两相激射，而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情绪，也洋溢于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光看这一段文字，对李存勗失天下的具体过程自然还不甚了了。但这不能责怪作者，因为那些事实全写入了《伶官传》。作为《伶官传》的序，只要提几笔就够了。

接下去，用“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两个反诘语一宕，既承上，又转下。前一句照应“得失”、“天命”，是陪笔；后一句照应“岂非人事”，是主意。“《书》曰”以下，紧承第二个反诘语，用“‘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几句，充实开头提出的论点，揭示李存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源。“故方其盛也……”与“及其衰也……”两层，回应“盛”、“衰”，先扬后抑，一唱一叹。如李㤅伯所说：“虽仍就后唐之盛衰反复咏叹，而神气已直注于结末三句。”

作者通过李存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事实，阐明了“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从而有力地体现了他的写作意图（在《伶官传》里，便着重写李存勗得天下以后溺于伶人，如何“满”、如何“逸豫”的事实）。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了。但他还嫌不够，又推开一步，提出更有普遍性的两个问题感慨作结。从文意上说，更见得语重心长；从文势上说，也显得烟波不尽：真有“篇终接混茫”之妙。而其所以语重心长，正由于作者忧国情深。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虽称“盛世”，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祸患常积于忽微”，难道不应该及早注意，防微杜渐吗？当时的北宋统治者，固然不像李存勗那样溺于伶人；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足以溺人者，“岂独伶人也哉”！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吗？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当时统治者的“满”、“逸豫”和溺于奸邪小人，希望他们从李存勗那里吸取历史教训的。

这篇用以“序”《伶官传》的文章，实质上是论说文，所以不少人管它叫《伶官传论》；但又和非文艺性的论说文不同。写李克用愤恨填膺，须眉皆动；写李存勗始而英毅，继而衰飒，神态如生：极富形象性，而又跌宕唱叹，情深韵远，于尺幅短章中见萦回无尽之意。《文章精义》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这里所谓“精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而外，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就和这“感慨”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如前面所说，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他为争取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