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20世纪花了一百年时间追求产业资本的形成和产业资本的扩张。到了21世纪却发现面对的已经是全球金融资本竞争。
进入新世纪之前中国先遭遇到的是第一次比较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这跟美国在产业资本阶段所遭遇到的生产过剩危机有很强的可比性。因为，美国在1929-33年因生产过剩危机而导致4年萧条，我们是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风暴外需大幅度下降，引发1998年的生产过剩，接着也是连续四年的通缩，虽然不叫大萧条，但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现40万家国企关停并转、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同时还发生了农民因负担过重等原因而出现的大量群体性治安事件。
这个生产过剩危机及其萧条虽然跟西方30年代相似，但结果不同———西方30年代大萧条之后转向了第二次大战；中国在经历了痛苦调整之后，形成了一个举国体制下投资拉动的、三大差别再平衡的新发展阶段。
中国进入21世纪全球金融化竞争以来的经验表明，举国体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国家金融支撑产业资本———中央凭借国家政治强权向国债和货币这两大信用体系同时做赋权，靠扩张出来的国债和货币用于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
从遭遇第一次生产过剩的1998年我们利用“财政银行不分家”的旧体制，一方面财政大规模增发国债，同时把遭遇到严重危机的银行30%以上的不良资产剥离；另一方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向银行重新注资、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之后进入市场。
就这样，一手增发国债，一手增发货币，我们用自己的主权信用体系，维持住了中国在大萧条阶段仍然能够有“七上八下”的增长率。就在这个中央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西方政治家改变了对中国的评价———从原来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提出的“中国崩溃论”改为90年代后期的“中国威胁论”。从1989年“苏东波”与中国政治风波同步发生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和撤资打击下确实处在政治经济多重困难之中，所以那个时候美国人并不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但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所有按照西方体制构建本国制度的国家全都爬不起来了，只剩下中国能够凭借国家主权强化国家信用体系、靠自主投资摆脱生产过剩危机。于是从1998年以后，西方给中国的新的批评是“资本管制”、汇率操控，接着才是“中国威胁论”。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前后大约经历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西方完成了地缘战略调整，政治上则从“后冷战”走向“新冷战”，这个阶段性的重大改变，需要被中国人深刻理解。
就在这个新冷战之初的1999年，本来中国已经被美国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列入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因为在世纪之交的另外一个西方金融资本集团崛起，使处于金融资本阶段的西方自身矛盾发生了性质变化———1999年欧元问世标志着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从产业资本竞争阶段正式升级到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新阶段。客观上看，欧洲内部贸易及其欧元结算大约都占比20%，这就切了一大块美元作为世界结算及储备货币的奶酪！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金融资本阶段的话，那其实就是美元集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欧元集团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意味着主要矛盾是金融资本阶段的内部矛盾。不过，虽然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与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中国属于非主要矛盾，但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却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舆论界仍然按照西方在产业资本竞争阶段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用冷战意识形态来表述与中国的竞争。
全球资本化:从产业化到金融化的转变
但是整个西方自从在世纪之交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矛盾性质发生了改变，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金融资本主导的矛盾，于是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就在世纪之交发生了对抗性冲突。这就是1999年的巴尔干冲突、科索沃战争等等。实际上美国用这种局部战争方式增大了欧洲国家战争开支，迫使参加北约的欧洲各国（同时又是欧元集团的主导国家），大幅度提升了他们的财政赤字超过5%，而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不能超过3%，否则意味着欧元没有合法性基础。所以爆发在欧洲的巴尔干冲突的客观结果是美元集团压住了欧元集团崛起的势头。
地球人都知道，利比亚不仅拒绝美元，也拒绝欧元，宣布要用黄金结算，所以美欧联手把利比亚干掉。原本就是部落地盘分割的利比亚至今武装冲突不断。
进入新世纪的军事冲突的宏观背景是世界基本矛盾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所以若把这个背景作为出发点，就可以看清楚中国遭遇的全球化挑战。
2020年大家都担心贸易战，其实贸易战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挑战。中国尽管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被美国打压，但当时已经占据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美国，其矛盾次要方面还是在欧洲。那在这种矛盾的发生过程中，中国尽管也出现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等等，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直接冲突，但是并没有成为相对规模的冲突，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2001年美国金融资本核心区爆发9·11事件，政治上被定义为宗教极端主义恐怖袭击；因此美国把它的军事力量转到了西亚去打阿富汗，这就客观上缓解了中国周边的政治压力；江泽民当时直接跟小布什通电话，提出在反恐上中美是战略合作伙伴。美国政治领导人接受了这个观点，对中国原来被美国称为“邪恶国家”的那个定义就有所调整。
第二是在2001年同时发生的是美国的IT泡沫崩溃，演变成新经济危机，导致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向基本建设和劳动力素质都是第一的中国，所以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中国在2003年变成了外商投资FDI第一的国家，超过了美国。由于大量的外资产业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完整的工业化布局。也就是说中国在20世纪一百年追求产业资本，终于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2005年成了世界工业产品总量最大的国家，无论是钢材、水泥、玻璃还是其他都已经是世界最大。也就是产业资本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大类产业的三分之二是外资控制。这也是今天当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并不那么紧张的原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点也是中国一直公开向国际社会宣称的。
总之，产业资本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基本完成。
但，又因为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它本来就是买全球、卖全球的，因此导致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除了产业资本第一大国之外，还成了商业资本第一大国。当然这是很多外商企业在中国干的。那就导致中国的贸易盈余大幅度增加，按我们现在的金融制度是每一块钱流入都要对冲增发本币。于是，中国就在这时形成了三个最大，就是产业资本最大、商业资本最大，同时对冲增发造成金融总量也最大———我们的货币总量陡然超过了美国。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先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后在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的国家重大战略，2019年美国挑起贸易战形势严峻之际把乡村振兴作为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习总书记直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推进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就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最终达致“生态资本深化”；这表明国家信用体系要从锚定美元依赖外储和外贸，改为锚定在本国主权可控的生态资源货币化和资本化上。于是，习总书记说：乡村振兴是21世纪中国发展潜力最大的领域！也由此，新时代的中国应该从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转向生态文明战略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