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农商行顶着“全国首家A+H上市农商行”和“全国最大的农商行”的光环登陆A股，却创造了2019年A股新股首发开板、最少涨停的历史记录。这让人们联想到正想从H股回归A股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农商行”)。
广州农商行近期似乎一直深陷漩涡。
不仅收到多张银保监会罚单，而且曾提出回归A股的原董事长王继康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广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农商行近期被纪委巡视组点名通报服务“三农”不积极、违规问题整改不力，此外，广州农商行员工因违法放贷造成1.32亿元未能收回。
原董事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作为广州地区首家上市的本地法人银行，广州农商行似乎从今年3月向中国证监会申报A股招股说明书后，就开始陷入“困境”。
今年7，月广州农商行发布公告称，时任董事长王继康因工作调动原因，辞任该行执行董事、董事长等职务。仅一个月后，王继康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广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月27日，广东证监局发布的《关于对广州农商银行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显示，广州农商行存在的违规行为包括：基金销售业务部分负责人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未有效执行公司基金销售业务制度、基金销售系统不符合中国证监会对基金销售业务信息管理平台的有关要求、部分从事基金核算业务的人员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等。
原本，接二连三的事件已经把广州农商行推向风口浪尖。10月，广州纪委巡视组再对广州农商行存在的各种违规问题进行通报，广州农商行主要问题是服务“三农”不积极，违规问题整改不力。
经济导报记者从广州纪委巡视组具体通报看到，这次被曝光的问题包括广州农商行贯彻上级决策部署不坚决，投向“三农”贷款和小微贷款增速慢，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短板；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机构变动和干部调整较为频繁，存在违规提拔干部、职责推诿扯皮等问题；基层党组织覆盖率不高、功能弱化，流动党员疏于管理；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监督执纪问责宽松软，基层从业人员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公款购买购物卡和高档酒水、公车私用等“四风”问题依然存在；勤俭节约意识缺乏，会议和培训大多组织在酒店召开；“靠啥吃啥”问题明显，员工个人消费贷款审核不严等问题整改不力。
回归A股路不好走
虽然问题不断，2018年广州农商行的业绩指标还较为亮眼，不良率1.27%、资本充足率14.28%、营收和净利润均同比增长；但问题之下，2019年广州农商行的一些核心业绩指标开始走下坡路。
经济导报记者在广州农商行披露的2019年中期业绩报告中看到，该行上半年总资产突破8500亿元，与排名第三的上海农商行仅差300亿元；实现营收108亿元，同比增长32.11%，净利润36.73亿元，同比增长8.30%。数据可见，营收虽保持去年同期较高的增速，但净利润增速出现大幅下滑，较2018年上半年28.49%的增速下降约20个百分点。
此外，经济导报记者发现，广州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与资本充足率3项指标也在下滑，其中，拨备覆盖率较2018年末下降了42.3%；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2018年末分别下降0.62、0.24、0.21个百分点。2019年半年报显示，其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810.78亿元，较去年同期净流出513.33亿元。
事实上，自2017年登陆港股以来，广州农商行尝试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等多种渠道频繁“补血”。公开资料显示，广州农商银行成立于2009年12月，由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建立。2017年6月20日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发行价5.1港元，发行数量18.2亿股，成为广州第一家上市的银行机构，也是广东第一家上市的地方性银行机构。
事实上，相对于A股和港股，广州农商行管理层当时更倾向于在A股上市。早在2010年，改制并开业才一年的广州农商行就正式启动IPO准备工作，王继康就表示“计划两年内在A股上市”。
“囿于股东人数等监管要求，若在内地排队上市时间太长，我们也考虑去H股先上市再回归。总的来说，哪个快就先上哪个。”当时王继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一位银行业研究员分析认为，广州农商行仍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H股募资不理想，其迫切期待发行A股。广州农商行提交的A股IPO招股书也说明，其所募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