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3日，毛主席在与《》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谈到西汉王朝几位皇帝的优劣。毛主席指出：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毛主席说文景之治是“守旧”，原因在于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都崇尚黄老之术，在政治上“清静无为”，很少开拓进取。因为一味“无为”，所以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显得“无能”，在雄才大略的毛主席看来，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当然，文、景二帝“崇尚黄老”，倡导“无为而治”，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
一统天下的秦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因过于严刑酷法、“苛政猛于虎”而激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终致“二世而亡”。西汉王朝的新生政权接过亡秦的破败山河后，面对的是极其严峻的社会形势：经济上，由于秦帝国的横征暴敛和长期的战争，土地大面积荒芜，人口大量死亡，举国上下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政治上，刘氏政权尚不稳固，社会动荡的隐患依然存在，加之外部少数民族屡屡造成边患，严重威胁着帝国的安定。
因而，应当以何种理论作为治国之道，一直是让汉初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大事。此时，由先秦道家发展而来的黄老学说以其“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契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受到了西汉统治者的重视。黄老之术主张“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要求为政者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尽可能少地向百姓索取，惟其如此，才能收到“无为而无不为”之效。
西汉初的统治者在亲眼目睹秦帝国“尚法而亡”的教训，考虑到秦末以来的连年战乱，最终接受了黄老之术并将其贯彻于治理国家的方略之中。具体而言，政治体制上采取分封制，广封同姓王；经济政策上则以“轻徭薄役”、“与民休息”为主；思想上“崇尚黄老”、倡导“无为而治”；民族关系方面，则屈尊和亲，主动与窥伺中原的匈奴结好。
不可否认，西汉初统治者采用的这些政策对于弥补战争带来的社会创伤、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西汉王朝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另一面，却掩盖着许多新的矛盾和亟待解决的尖锐问题。
早在汉文帝六年(前174)，毛主席最为赏识的西汉政论家贾谊就在《治安策》中痛切指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并对当朝权贵一味夸耀“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论调，一针见血地批评为“非愚则谀”，大声疾呼这无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贾谊对现实的判断是极为清醒和准确的，文景时期西汉存在的社会弊端主要有四项：一，诸侯王强大难治，分裂割据倾向日趋严重；二，官场因循苟安，官吏结构老化；三，奢侈之风渐长，吏治腐败日益严重；四，商贾豪民巧法使假，高利贷猖獗，经济运营逐渐陷入无序化状态。
汉文帝和汉景帝对上述问题尽管也相应采取一些对策试图解决，但在片面强调“无为”、“安定”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在解决方式上显得软弱无力，对一些潜在的社会隐患也未能充分重视，从而使这些弊端由于政策失误或突发为政治动乱，或无形中消磨着统治阶级积极进取的锐气，或不断蛀蚀着社会肌体，扰乱经济秩序，致为后世“畜乱宿祸”。
毛主席批评文、景二帝为“无能之辈”，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骄纵跋扈的诸侯王纵容恣任，终于酿成数王反叛之祸。
诸侯王国势力自汉文帝即位伊始就日益暴露出分裂割据的倾向。在政治上，一些诸候王自为法令，僭越礼制，“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在经济上，甚者“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虽居“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在社会上，游士宾客争往仕之，羽翼渐丰。如此，诸侯王国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因素蜕变为分裂割据势力，或“谋为东帝（如淮南王长）”，或“西乡（向）而击（如济北王兴居）”，一句话，诸侯王国已成为威胁西汉帝国长治久安的最大隐患。
贾谊对此早有洞悉，他向文帝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对现有诸侯王国实行再分封，令其子孙依次受封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即使暂无封者，亦要“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这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不失为削弱诸侯王国势力的重要措施。
遗憾的是汉文帝并没有及时采纳，而是在时过境迁的十年之后才有限地加以推行。历史证明，导致数王屡反，特别是吴楚七国之乱，乃西汉朝廷一系列政策失误所致。
失误之一：奉行古法，不能因时宜有所更张。
汉文帝即位后，诸侯王图谋分裂的动向已昭然若揭，不久就发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的叛乱，说明封国制已丧失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可汉文帝碍于形势，更囿于祖宗成法，不仅没能有效地遏止现有诸侯国势力的发展，反而继续进行分封，加上汉景帝所封，至七国之乱前西汉中央的直辖地已由文帝初年的37郡减少至24郡。
失误之二：片面强调稳定，坐失解决诸侯王国问题的良机。
汉文帝初即位仅存5个诸侯王国，这本是削夺诸侯王国的最好时机，他即使不能抓住转机压抑现存诸侯国、终止同姓分封的旧制，也应从机制上设法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可汉文帝即位后却又陆续分封了5个宗室王和3个皇子王，使枝强干弱之势进一步加重。及贾谊议“众建”，文帝不能持积极态度削夺诸侯国权势，反而一味消极安抚，对称疾不朝的吴王刘濞姑息养奸，纵其从容进行20余年的谋反准备。10年之后，吴国叛势已成，文帝又拒纳晁错、袁盎等人的削藩之议，不去并齐（齐王六则死无子）、淮南（淮南绝国已10年）地入汉，反而析齐为六、析淮南为三，这一滞后之举虽在日后减轻了诸侯叛军对朝廷的军事压力，但并没有避免所析之国卷入叛乱。
失误之三：对图谋不轨之诸侯王无原则地姑息、恣纵，助长其分裂野心。
汉初诸侯王国权势虽盛，但政治上有汉置相国的掣肘；军事上无汉颁虎符，诸王也不得擅发兵。只要朝廷对“不臣”之王态度强硬，措施得力，完全可以避免诸侯反叛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但汉文帝恰恰采取了在“政宽”掩盖下的“纵容”政策。如淮南王刘长“骄蹇，数不奉法”，文帝一再容忍，不治其罪，致使刘长有恃无恐，在封国内“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驱逐朝廷命官，自置二千石、相，文帝仍“曲意从之”，终使刘长谋反身亡。吴王濞自文帝三年便托病不朝，“为谋滋甚”，晁错等多次“言吴过可削”，而文帝不仅不罪，反赐以几杖，使刘濞“益骄溢”，“谋作乱”。汉文帝生前不能绳之以法，终于“畜乱宿祸”，遗害后世，导致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
毛泽东批评文、景二帝为“守旧之君”，还因为他们选官多取刘邦旧人，使统治集团缺少积极进取精神；因循“无为”之规而不图改弦，使各级官府消极苟安。
汉文帝即位后，已罢列侯就国，“颐指如意”，但在选官上仍不能突破功臣为相的旧例，公卿百官多取刘邦旧人。史称“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文帝后二年（前162），张苍免相，“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可文帝还要寻找一个“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的申屠嘉为丞相，不敢启用年青有为的新人。这就使整个官僚队伍，特别是高层统治集团结构老化，“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致使人才的选拔面非常狭窄。这些出自屠夫、贩夫和靠父荫、富赀充位的大小官吏极少具备为吏的素质，缺少治国才能，更无深谋远虑。
更严重的是，黄老思想为休养生息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但政治上的“无为”也掩盖了各级官吏渎职怠工、纵人为奸的不良倾向。西汉帝国继萧何之后的第二任丞相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即所谓“萧规曹随”，他是汉初倡行“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史记·曹相国世家》说曹参将离开齐国的丞相之任时，“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对接任者要求善待“狱市者”。接任者问：“治无大于此者乎？”曹参说：“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所谓“狱市”，就是流氓、黑社会鱼龙混杂的地方，大马蜂窝，捅不得。黄老哲学讲究的就是藏垢纳污、得过且过，一切不作为。
在政风上，曹参“日夜饮醇酒”，不理公务，整个相府因此染上“日饮歌呼”的恶习，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渎职行为，即使在汉初特定的环境中，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也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把它作为一种典范而大肆宣扬，就会形成一种为政的传统，以至后任丞相多“为相非治事”、“为官如故”，抱残守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束手无策，不能对时弊有所匡正。文、景二帝虽欲图振作，但缺少冲破这种传统氛围的勇气，每欲有所更张，都在群臣的“谏阻”下止步不前，这就决定文、景二帝施政的主旋律只能是因循守成。
文、景二帝的“无能”还体现在鼓励发展工商业的过程中，缺少配套的经济立法，对商贾豪民扰乱市场、利用高利贷兼并小农等问题态度优柔，从而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的来临。其具体表现大致有三：
其一，贫富分化逐渐加剧，土地兼并日甚一日。
史称文帝时“未有并兼之害”，实为后人过誉之辞。随着关梁、山泽的开放，社会上很快崛起一大批“素封”地主，他们本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古训，“或至兼并”，武断于乡曲，如景帝时灌夫“家累数千万，……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而广大农民却“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一旦遇到水旱之灾，急政暴赋，“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对此，汉文帝虽先后采纳贾谊、晁错等人的建议，开籍田，入粟拜爵、免罪，可仅从正面采取重农政策，而对豪民兼并态度暧昧，所以根本无法阻止土地兼并的狂潮。
其二，高利贷猖獗，大肆侵夺小农。
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专营高利贷业的“子钱家”，他们往往乘国家或农民有难时，放出“倍贷”或“十倍贷”的高利贷。一些家赀数千万至巨万的“素封”和“不可胜数”的“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也普遍兼营高利贷。农民一旦称贷，往往举家破业，“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可见高利贷已成为豪民兼并农民的主要手段之一。高利贷如此猖獗，除社会上贫富分化加剧，“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及货币经济高度活跃等原因外，缺少必要的经济立法无疑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正是因为文景时期一直没有制定出合法利率对高利贷活动加以限制，才使高利贷者有恃无恐，使利率的高低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以至汉武帝时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予以摧折。
其三，金融秩序混乱，假币充斥市场。
汉文帝在货币政策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取消高祖以来的榆荚钱，“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结果私铸之风大盛，吴王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这一方面增强了诸候王对抗中央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助长了豪民势力的发展，无疑“是驱人听豪右之役也”。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使民放铸”，“钱文大乱”。政府既然不能禁民造假，势必“奸钱日多”，扰乱商品流通。妨害重农政策，导民趋末。为此，贾谊建议由国家统一控制铸币的铜料，禁民私自开矿炼铜。应当说这是整顿金融秩序的根本途径，可文、景二帝并没有采纳，铸币权时弛时收，使“民多奸铸”的势态日益严重。
西汉王朝所谓的“文景之治”，因统治者的政策失误，使一些可以避免的社会矛盾尖锐化，使一些可以及时解决的社会隐患表面化，使一些可以遏止其发展势头的社会问题普遍化，所有这一切，无一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进步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毛主席认为“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