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与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的招牌，都决定了我们要定期举办以“党的建设”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作为第一届“党的建设创新理论青年学者论坛的致辞，我想谈几点思考，与各位青年才俊共勉，也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党建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造逻辑”
最近发现党建研究的文章题目很长，有的确是内容需要，但更多的是以冗长的题目，来代替行文的逻辑线索。以逻辑的“帽子”掩盖思维的混乱，内容的空洞，实则是没有逻辑，“制造逻辑”。古人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
“制造逻辑”还表现为创造概念，以逻辑裁剪历史与现实，以概念堆砌代替理论创新，以概念接龙代替论证过程。此外，没有问题意识的文件诠释，缺少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把常识当学术，都是“制造逻辑”的表现形式。学术研究当然需要逻辑思维，但逻辑的展开必须以问题为起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彰显逻辑的力量。
党建研究是要解决执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必须在组织有机体的运作过程中，寻找堵点与卡点。在此意义上，党建理论创新的关键又在于能否找到真问题。所谓真问题，是和不同阶段学者要思考的问题域联系在一起的。解决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都是必须破解的大问题，也是很多专家讨论的主题，目的是为学术研究指明方向。但作为青年学者，如果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学术论文的写作，则是没有找到真问题。上述问题更是研究领域，因而，学会问题分解是解决问题意识的前提。至于如何进行问题分解，则需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绝非一日之功。
二从党史与党建的内在统一性中发现问题
党史与党建是组织有机体成长的不同阶段，今天的党建就是明天的党史。党建的核心概念多是源于党史的岁月沉淀。由概念而衍生的政党理论与制度经验，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着当下的政党实践。因而，党建研究没有党史的知识储备，就成了无根之木；党史研究没有党建的现实关怀，就成了档案文献的“奴隶”。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史研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分类把二者分割开来，是没有更好办法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党史中有党建、党建中有党史，是二者的自然样态。
党史与党建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党史研究应该是党建研究的基本功。同时，在党史研究中寻找党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成功和挫折都是宝贵经验。如何从相关经验出发，拓展党建研究，是值得尝试的努力方向。以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为例，作为中共自我革命的经典性文本，无疑为党建提供了诸多探索的空间，表现为如何健全党主动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如何健全问题而非责任的革命导向，如何健全党内团结的体制机制，如何健全党内会议制度等等，都是值得去努力的方向。
由党建到党史，绝不是简单的结果逆推；而是在党建研究中发现党史研究的问题线索。一百年前，中国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一百年后，虽然社会发展的主题不同，中国依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接挑战，应对冲突所蕴含的思想方法论，有着逻辑的统一性，这是与中共建党的宗旨与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都是需要在党史研究中需要长期挖掘与探索的主题。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相关问题呈现出来的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个人以为，以中共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涵养党建研究，以党建研究增强党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党建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储备
党建研究多讨论的是形而下的问题，更需要筑牢学术的根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要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开展党建理论创新的基本功。同时，如果我们不了解无产阶级政党生成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运行机理。
党建研究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这就要求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为最基本的知识储备。其中，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而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都是衍生于党的章程。因而，学好党章应该是党建研究的启蒙课程。
政党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有别于传统组织形态的有机体，必须掌握政治学、组织行为学的基础理论。同时，党建国家的历史与实践逻辑，决定了百余年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无不与政党有关，由此决定了党建研究，需要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如果你从事国有企业党建研究，你就要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如果你从事机关党建研究，你就要具备行政管理的相关知识；如果你从事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各领域党建研究，你必须具备现代市场经济与网络经济的相关知识储备。
回到政党研究本身，我们还需要对中西方政党理论与实践有所了解，明晰制度运作的差异性。从合法反对到民主集中制，在对立统一中寻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逻辑统一性，应该是党际交流的努力方向。同时，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等国家的执政党建设，也应有所了解，唯如此，我们才能把党建研究与党史研究统一起来，在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古今中外法”中，破解百年大党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各种难题。
四党建研究需要“旁观者”的审视
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与制度建构的特点，决定了政党与社会的互嵌性，也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使得研究与宣传常常交织在一起，以宣传代替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常态。因而，对一个严谨的学者而言，既要能够融入这一过程之中，又要能跳出政党看政党，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唯有如此，才能发现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可能存在的问题。
“旁观者”当然不是冷眼旁观，而是以学者的审慎思考你所看到的问题。旁观者观什么，党的建设说到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从党员对组织生活的看法到党务工作者的感受，都是需要我们去收集与整理的问题。而任何党内法规的出台都是基于解决相关方面人的问题而促发的。这些人无疑应该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只有围绕人来思考问题，党建文章才能见人见事，而不至于无病呻吟。今天的研讨会，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的部分领导与社区党务工作者，目的就是要在与专家的互动交流中，增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以促进党建研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旁观者”的审视是一种治学态度。学术研究最忌跟风起哄，党建研究更是如此，需要一以贯之的学术执著，需要少一点功利，多一点兴趣，或者说情怀，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其本人“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今天，我们需要大量忠实记录党建运行过程的“江村党建”“江溪党建”，在我看来，记录时代主题的典型素材，就是最好的党建研究成果。
最后，我想用黑格尔1818年10月22日在柏林大学开讲辞中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致辞：“我要特别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党建研究，唯有“取法乎上”，才能“得乎其中”。（王建华）
注：本文是作者在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第一届“党的建设创新理论青年学者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原标题：党建研究也要自我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