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辽阔的中国东北地区，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还蕴藏着极大的矿藏及森林资源：其东北及南部更拥有天然的出海口。历史上，东北地区周边有两个贪婪的邻居，即沙皇俄国与日本，在从18世纪开始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因西伯利亚荒凉而贫瘠，一个因海岛国土狭小而面临困难，所以变得强悍而凶恶。他们面对中国东北诱人的“蛋糕”，窥视多时且垂涎久矣，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加紧了侵略东北地区的步伐：瑷珲及江东六十四屯修案、甲午战争、中东铁路的修建、日俄战争…一连串血淋淋的事件，给中国带来的是众多屈辱的条约及惨痛的损失，同时也在国人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
抛开意识形态不谈，单就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而言，辛亥革命推翻了旧有的满清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共和旗帜下聚集起来的中国人激发出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在这一激昂的民族主义情操之下，也源于前面提及的国人心中留下的伤痕，故无论是当时中国事实上的统治者民国北京政府，还是中国东北地区割据的军阀集团，在对待该地区的外掳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戒备与反抗。
民国初期，奉天地方当局就有安海、绥辽等小型警各艇担任缉盗护渔的任务，可视为民国时期中国水上武装力量萌生于东北地区的初兆。而爆发于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11月6日的苏俄十月革命，虽远在欧洲，看似与地球另一半的中国无关，然其蝴蝶效应却波及到远东地区中俄边境。当时松、黑二江及同江流域地区一片混乱，这让当时的民国北京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均感不安，遂萌发了在该地区建立一支海军力量的想法，这可视为东北海军萌芽的成因。
萌芽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初，哈尔滨航商电请海军部于东北设立航权保护专责单位，5月，北京政府海军部派王崇文少将前往黑龙江，勘察松花江、黑龙江两地情况。王在调查后向海军部上报了规划江防的提案，具体内容为：“建议在哈尔滨设立江防司令部，先派军舰数艘前往，以后视情再图发展。”同年12月，这提案经国务会议通过并交由海军部筹办。
海军部在接到任务后即着手相关准备工作，根据松、黑二江河床较浅的特点，结合海军经费与舰艇实情，拟从长江流域的第二舰队抽调排水量550吨的日制炮舰“江亨”号以及两排水量在200吨左右的德国钢壳炮舰“利捷”号与“利绥”号（一战时中国在长江上游缴获的战利品）前往。为防止途中舰艇出现故障而影响整个舰队行动，海军部还特地挑选了一艘排水量375吨的国产港口拖船“利川”号（有加强武装），以供机务及后勤保障之需要。至此，计划由这四艘舰船共同组成北上舰队。
离北上日期越来越近时，有关方面又意识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北上舰队从所在地上海出发，最短的航线也需从东海一路北上，经由日本海进入鞑靼海峡，在萨哈林湾附近向西，进入黑龙江下游，逆江而行才能最终抵达目的地松花江。如此遥远的航程，对“利捷”号与“利绥”号这两艘吃水较浅的平底船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经过反复研究，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对“利捷”号与“利绥”号进行了改装临时加高了船舷，并用木板将舱面围成椭圆形以防上浪。另外，考虑到上述舰艇服役时间长、续航力及耐波性均不理想，且燃煤携量偏少等问题，有关方面又决定临时加派一艘排水量1100吨的练习舰“靖安”号（也是一战时缴获的战利品）负责拖带护送，而出发时间则定在北方海域相对风平浪静的夏末秋初。
在进行物质准备工作的同时，民国当局也开始着手人事安排，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7月2日设吉黑江防筹备处。此外，北上舰队的军事主管也已任命：“江亨”舰由甘联璈担任舰长，副舰长是孙铭瑞；“利捷”舰由林培熙担任舰长，副舰长是陈拔；“利绥”舰由毛钟才担任舰长；“利川”舰由林天寿担任舰长；另由林志翰担任陆战队队长。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7月21日，由“江享”号、“利捷”号、“利绥”号、“利川”号拖船和“靖安”号练习舰组成的北上舰队，由队长陈世英带领从吴淞口解缆起锚，开始了漫漫征程。由于先已采取了多种有效保障措施，北上舰队于8月5日顺利抵达海参威，9月中旬到达庙街。此时由于黑龙江江面已封冻，“江享”号、“利捷”号、“利绥”号、“利川”号遂留在该地待来年解冻再前往哈尔滨，而“靖安”号练习舰则完成任务胜利返航。
接下来就发生了著名的庙街事件。有关庙街事件的详情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北上舰队与缺乏重火器的苏维埃游击队私下达成默契（注：当时的该地政府远东共和国还未加入苏联），将“江享”号上的一门3英寸炮（含炮弹6发）和“利川”号上的一门5管机关炮（含炮弹15发）借给对方，帮助其摧毁了坚固的日本领事馆阵地，打死百余名日本宪兵。另一说则称完全是日本人处心积虑搞的“一个流产了的‘九一八事件’的早期版本”，当时日方蛮横地宣称苏维埃游击队炮轰日本领事馆的大炮出自北上舰队，借以挑起事端……并在民国九年（1920年）4月派出大批舰艇将北上舰队扣押达半年之久。
庙街事件发生后，日本军舰引发了中日两国外交争端，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任命参事王鸿年会同海军、参谋两部组织交涉团，与日本交涉团共同到现场会审。沈鸿烈是中国军方三个代表之一，而日本军方的代表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在与土肥原交涉的过程中，沈鸿烈旁征博引，据理力争，加之北上官兵也有所准备，最终日方因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而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吉黑江防筹备处得知此事，深恐舰队北上之势化为泡影。另外，早在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10月24日，民国北京政府就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为此，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到达海参威，另有支2000多名官兵组成的陆军部队于10月24日起至26日前后分几个批次乘火车经哈尔滨进入俄境内，在海参威、庙街、伯力等地对主要由白俄溃军演变的土匪进行清剿，这使得中俄边境情况日益复杂。为防不测，吉黑江防筹备处
未雨绸缪，决定着手先行构建江防力量，先是与哈尔滨戊通公司协商，购买“江宁”、“同昌”、“江津”三艘商船，再分别改装为浅水炮舰，分别命名为“江平”号、“江安”号、“江通”号；紧接着又向中东铁路局借调巡船六号，改名为“利济”号，配置了武器，开始在松花江上执行护航等任务。
民国九年（1920年）5月，海军部决定将吉黑江防筹备处改称吉黑江防司令公署，6月在道外东丰街成立了吉黑江防司令部，还组建了230人的江防陆战队，任命王崇文中将为司令，沈鸿烈担任参谋长（后由尹祖萌接任），下设参谋3人，副官3人，书记官长1人，书记官2人：设轮机、军需、军医3课，设置课长1人，课员若干人。
到了当年深秋，历尽千辛万苦的北上舰队终于到达哈尔滨，连同“江平”号、“江安”号、“江通”号、“利济”号等四舰共同组成东北地区第一支常驻的正规海军舰队，名为吉黑江防舰队，编有舰船8腰，总排水量达2000多吨左右。至此，孕育久矣的东北海军终于克服种种困难，顽强地在黑士地破土并萌发出稍显柔弱的嫩芽。
嫁接吉黑江防舰队成立不久，由于海军军费紧张（自民国七至十六年，海军年度经费需求约在500～800万元间，然当时北京政府财政窘困，每月所能支付者仅约40万元），加之被军阀割据摘得焦头烂额的民国北京政府哪里还顾及得上这支远离中央的小舰队，所以，吉黑江防舰队的经费经常没有着落，只好时不时靠东北地方财政贴补才得以艰难地维持。常言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至此，就轮到东北海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奉系大帅张作霖出场了。
民国十年（1921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海军动向备受瞩目，受经费影响，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首先支持直系，而原本就和皖系关系密切的第一舰队则采取中立姿态。但不久，直系大帅吴佩孚请海军元老萨镇冰出马，游说代理海军第一舰队司令的林建章，使其同意由萨氏亲率“海容”、“海筹”、“永积”等舰，会同第二舰队“楚观”、“楚有”、“楚泰”等舰北驶渤海湾，部署于山海关、秦皇岛、连山、龙口一带实施封锁，这就一下子卡住了东北军的脖子，逼迫东北大帅张作霖于6月17日在秦皇岛同吴大帅议和。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首次逐鹿中原失意后的张大帅率领高级将领乘火车出关回东北老家，途中经过秦皇岛时，遭遇到萨镇冰率领的舰队从海上发起的火力拦截，险些被其舰炮击中。此时，在气急败坏的张作霖脑海中，已彻底抛弃了原本不重视海军力量建设的想法。
回到奉天（今沈阳）后的张大帅马上宣布脱离北京政府，成立东三省自治政府（后改为镇威上将军公署，又改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并设立保安总司令部。当时王崇文在进京途中正好经过奉天，在得到换老板、换人消息后，马上前去拜见新老板张作霖，而张也需要这位江防舰队实权人物的支持，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在征求奉系另一位实力派人物—总参议杨宁霆的同意后，吉黑江防舰队改属东三省自治政府，并在总部内设立了军政合一的航警处，主管全东北的江海防务、航政、渔业以及水道建设，舰队司令仍由“功臣”王崇文中将担任，编制司令、秘书长、秘书和军衡、军需、轮机、军医官等。而早就对吉黑江防舰队
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的海军部，竟也乐于做人情，派总部军务处处长张厚琬前往检阅接收，并委任江防舰队参谋长沈鸿烈为航警处处长。缘于当时的国际惯例，地方海军得不到各国的承认，故既为掩人耳目又为“同国际接轨”，就借航警这个幌成立了航警处。
至此，东北海军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国家海上武装力量摇身一变而成为奉系军阀的地方海军。实际上，这就好比从异地带来的种子，无法适宜本地土壤而生长困难，只有嫁接于张大帅这棵大树上才能继续生长下去。后来有人形象地把这段历史称为“从国臣到家将……”
于乱世并蒂怒放在顺利得到吉黑江防舰队后，海军人员的培养问题也得到重视，民国十二年（1923年）元月，东北航警学校开设，葫芦岛设立航警学校（后迁青岛，改称青岛海军学校），由凌霄任校长，招收第一期航海班学员40名，第二期轮机班40名，学兵班200名。至当年5月，为彻底掌控海军，张作霖打起了鸟尽弓藏“功臣”的主意来，以军费“报销不实”为理由将王崇文撤职，任命“江亨”号舰长毛钟才继任江防司令。
7月，航警处考虑到渤海湾还没有实质性的海上武装力量，便从大连政记轮船公司购买了1艘2500吨级的商船，经过改装后成为“镇海”号海防炮舰。
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将从日本订购的2500吨级商船“佳代丸”号改装为“威海”号海防炮舰。这一系列措施在不久之后爆发的第二次直奉大战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1924年9月17日，直系军阀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的命令，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18日，吴佩孚率25万直系军队开赴山海关、热河一线。而张作霖与段祺瑞、冯玉祥订立反直协议后，自任总司令率领17万奉军蜂拥南下，目标也直指山海关。第二次直奉大战正式爆发。这次奉军攻势非常猛烈，至10月即攻占大沽。
由于有上一次用海军在对方背后猛插一刀的成功经验，所以直系在陆上战局不利时，又老调重弹祭起这个“法宝”以企扭转乾坤。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前出至葫芦岛、营口一带，而吴
佩孚本人也乘“海圻”号军舰至营口巡防巡视，试图掩护陆军进扰奉军后方。
然这次情况不同了，战端一开，沈鸿烈就向张作霖提出建议建立海防舰队，而吃过无海军大亏的张大帅立刻欣然同意。于是，沈鸿烈及其航警处便雷厉风行地筹办起来，当奉军攻占大沽时，强行接收了大沽造船所的1100吨级俄国破冰船，沈鸿烈紧急组织并从奉天兵工厂调取军械，很快就改装为海防炮舰，命名为“定海”号。加上先前改装的“镇海”、“威海”两艘近海铁甲舰，一共拥有三艘舰艇。与此同时，航警处从江防舰队和葫芦岛航警学校抽调兵员，两月不到就宣告建成海防舰队，命葫芦岛航警学校校长凌宵为队长。沈鸿烈亲自指挥“镇海”、“威海”、“定海”等舰巡防于营口、葫芦岛、秦皇岛等沿海一线，以防止直军渤海舰队的侵扰。
另外，考虑到海防舰队实力弱于对方渤海舰队，沈鸿烈还派人在营口布雷，并修建防御工事。由于沈鸿烈指挥得当，措施得力，使温树德率领的渤海舰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为奉军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折射出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
第二次直奉大战最终以直军败北、奉军得势而告结束，张作霖的势力扩展到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和山东等地，之后不久又发展到苏、皖两省，直达淞沪。
民国十四年（1925年），驻泊在青岛的渤海舰队被奉系山东督军张宗昌收编，包括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肇和”号，驱逐舰“同安”号，炮舰“永翔”号、“楚豫”号等在内的众多舰艇尽归奉系势力囊中。沈鸿烈这时极想将其合并，以便将大权独揽于一身，故建议张作霖将海防、渤海二舰队合并，但老谋深算的张大帅忌禅张宗昌在奉系中的独特地位，恐其反脸则后果难测，因此合并之议暂时从缓。
这年入冬后发生了一件大事，奉系大将郭松龄在河北滦县通电反张，结果被张大帅假手日本人消灭，此事件表面上看似与海军无关，但实际上却影响甚大。事后张作霖认为毛钟才有附郭嫌疑，等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元月，一直耿耿于怀的张作霖将江防舰队司令部撤销，调毛为奉天总指挥部顾问：原任江防舰队参谋长兼“利绥”号舰长的尹祖萌上校任江防舰队长，直属于东北总指挥部。同时，任命原“威海”号现长宋式善为航警处长：沈鸿烈则专任东北海军总指挥，领导海防、江防舰队。至此才有了所谓东北海军正式的名称。
不久，东北江海防总指挥部改名为东北海军司令部，由沈鸿烈兼任司令，又趁渤海舰队“海圻”号巡洋舰正在旅顺修理的机会，东北海车司令部强制接收了“海圻”号这艘民国海军最大的巡洋舰。
海圻号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沈鸿烈又向张作霖献计，任命张宗昌为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在青岛设海军总司令公署，这样来，东北海军遂顺理成章地吞并了渤海舰队。不久，奉系成立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张作霖又一脚踢开张宗昌，亲自兼任东北海军总司令，沈
鸡烈为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将江防、海防、渤海三支舰队正式合并为东北联合舰队，计有大小规艇26般，总吨位18800余吨，不但拥有“海圻”、“海琛”、“肇和”等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大舰，而且还拥有中国海军历史上“镇海”号这艘唯一的水上飞机母舰，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东北海军基本控制着中国的北部海域，与在东南沿海的闽系海军形成了南北对崎之势。
随着东北海军的发展壮大,与舰队配套的部队和机构也日益发展,主要有:海军陆战队,下辖2个大队,约1200人,分驻青岛、烟台、长山岛及吉黑沿江各处;水上飞机队,编成于1926年,有飞机4架(到1933年增加至8架),常驻青岛、葫芦岛、长山岛等地;还有“镇海”舰可载运飞机执行任务,是中国最早的飞机母舰;海军工厂,1928年底设立于青岛,此后东北海军舰船的大小故障,都能自行修理。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身亡。12月,东北海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沈鸿烈仍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部由青岛移往沈阳,下设参谋处、秘书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等,将各舰队改称东北海防第1舰队、东北海防第2舰队和东北江防舰队。至此,东北海军实力达到全盛时期,下辖有3个舰队,舰艇26艘,计有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练习舰兼飞机母舰1艘、炮舰12艘、炮艇6艘、运输舰3艘,总排水量近2万吨;1个水上飞机队;2个陆战大队。总兵力3万余人。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继任统帅并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受沈鸿烈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与苏联交涉后收回松花江航运权的启发，心中有了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想法。
东北易帜前后，因民南京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宣称“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而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错误地认为苏联在东北的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介石也担心东北地方势力过大，于民国南京政府不利，遂企图使其与苏俄交锋，能胜则抢回中东铁路主权，如败亦可假苏俄之手削弱奉系实力，无论如何都会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公开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主权。
当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信息，说苏联国力衰弱，尤其连年收成不好，连吃饭都无保障：而且边境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战端一开，我方必定旗开得胜。另外，还有人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机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借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趋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
而张学良自己，由于其父生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但拥有强大的陆军，且海空军实力也一度塔称国内流，再加上东北地区经济发达，财政收入有保证），因而过高地估计了白己的实力，也过低地估计了苏联的实力。因此，在国人鼓噪声中错误地决定对苏采取异常强硬的政策，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已无法避免。
然而，东北军方面由于过分自信（当时地面部队确实多于对方）以及对苏军的错误认识，根本没作好认真准备，加上民国南京政府并没有将同苏联断交的消息告诉正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故直到8月15日，张学良才下达了对苏作战动员令。
反观苏联方面，针对中东路危机，先以低调的态度与中方周旋，为其利用西伯利亚铁路调运兵力物资赢得时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6日，苏在东线已集结起4万余人的部队，在西线后贝加地区集结了至少3万人的部队，并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等技术兵器，同时成立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下辖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其海军方面负责作战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阿穆尔河即俄语黑龙江），有三个拥有14艘浅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的舰艇大队；一个扫雷舰中队，并加强了一个拥有14架作战飞机的航空队及一个陆战营。阿穆尔河区舰队进入战备状态后，把主力集中在同江附近的三江口，与东北军隔江对峙。
面对强敌压境的恶劣态势，沈鸿烈表现出卓越的军事能力。当时他还在设于长山列岛的东北海军司令部，闻讯后马上带领人员，调拨器械（包括水雷、大炮、通信器材等）北上赶到东北同江前线做水陆布防，由于有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经验，自知江防舰队实力远不如对手，沈鸿烈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布署：
将江防舰队8艘舰艇按三、三、二分成三个作战集群，由东至西分别安排在沿江的同江、富锦及桦川三个地方，层层设防。在最前线的同江防区，有江防舰队最具战斗力的“江享”号、“利捷”号、“利绥”号三舰，由“江享”号舰长尹祚干代理指挥旗舰“利捷”号。同时，在同江和绥东两岸修筑临时要塞，各配置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并拨给3英寸炮两门（各加强了五门高射炮），同时在江中敷设了水雷与拦江铁锁。整个前线战场配有陆军的二、九两个旅助战。
“江享”号
在富锦与同江的松花江段，江面狭窄紧要处均敷设了水雷，并由“江平”号、“江泰”号、“江安”号三艘轮流巡防；在富锦一桦川江面，也在要道敷设了水雷，并配有利川”号和“江通”号加以强化。
沈鸿烈深感自家军舰的火力无法抗衡苏联主力舰的152毫米双管炮，遂在一艘废弃驳船“东乙”号上安装了两门119毫米长身管炮，并由“江享”号上的水兵配备到驳船上操炮，由“江安”舰拖带往三江口附近的沼泽里隐藏起来（躲过苏联的飞机在战争准备阶段的航空侦察），其间反复测量，装定射击诸元，专等苏军进攻时发起突然袭击给对方个冷不防。
12日清晨，苏联海军在三江口以旗舰“雪尔诺夫”号浅水重炮舰为首的9艘舰艇开始发起进攻，“红色东方”号浅水重炮舰首先炮轰江岸上的东北军炮兵阵地。这时，隐藏多时的“东乙号果断开火攻击停泊不动的苏军旗舰“雪尔诺夫”号，令其多处中弹，甲板上的作战人员有多人毙命。与此同时，其他苏联舰艇也同时来往于江面，以全部火力袭击东北江防舰队，而东北海军江防舰队也在旗舰“利捷”号的指挥下奋力还击，集中所有轻重火力打击敌舰。虽苏方在战后资料中也提及“……密集的炮弹在周围爆炸，弹片像冰雹一样散落在甲板上……”然而双方舰艇性能与士兵训练上的差距很快就体现出来，受伤的“雪尔诺夫”号第一群齐射就命中了“利捷”号，第二群齐射又击中“利绥”号炮位，使两舰损失惨重。
这时更为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3架苏联飞机出现在三江口上空助战，时不时进行俯冲投弹，已经受伤的“利捷”号被炸穿船底，逐渐下沉；前主炮已被击毁、失去战斗力的“利绥”号赶来救援，将船员救出，撤出战斗向富锦方向退却。
接着，“红色东方”号转移火力围攻赶来助战的“江平”号炮舰，其他苏舰则集中对付威胁最大的“东乙”号，虽然“东乙”号由于个头矮小螺过了大多数炮火，但拖拽它的“江安”号却成了苏舰炮火发泄的对象，很快就被击中锅炉，引起爆炸，舰体断成两截，官兵死伤修重。不久，“江平”号、“江泰”号陆续被击沉。
在陆战方面，苏军4般武装轮船上搭载的第二步兵师沃罗怡耶夫团的一个营400多人在两艘炮舰的抢护下，于同江县城以东约10华里处登陆发起冲锋。在该地区防守的东北海军陆战大队和陆军第九旅的孟昭林营同仇敌忾，英勇打退苏军的第一次攻击。
不甘失败的苏军除继续用炮火猛轰东北军阵地外，还派出2000多名援兵从三江口下游登陆，迁回袭击中国守军侧翼。寡不敌众的东北海军陆战队与陆军营士兵大都阵亡，大队长李润青以下70多人被俘。苏军攻占了同江县城后于次日撤出。
同江战斗打响时，沈鸿烈正在哈尔滨开会，闻讯后立即赶到富锦指挥备战，在富锦下游14公里处的航道上组织多艘船舶自沉形成堵塞线，另外还在附近设置了坚固的炮兵阵地和长达13公里的掩体线，同时将同江到富锦公路上所有的桥梁悉数破坏，防止苏舰再次前来进攻。
10月31日，7苏舰突然闯入富锦江岸（由于苏联浅水重炮舰吃水很浅，设置的水中铁锁以及沉船阻塞线均被绕过），其猛烈的炮火一面掩护步兵登陆，一面攻击东北海军江防舰队残部。这时业已重伤的“利绥”航和没有战斗力的“利川”号拖船先后自沉，只有“江亨”舰参战。
由于“江享”舰上的炮手多数战死于“东乙”号上，故仅发炮三发便被苏联军航击成重伤，被迫自沉，舰员争相逃命。沈鸿烈只得率领海军余部和陆军一起退向桦川的第三道防线。不久，天气转冷，苏军无法立足。封江之前，苏联舰队不得不撤走，12月，海陆战事全部结束。
以现在的眼光来审视这场战争，首先应该说张学良在战略上犯了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错误，单凭东北军一己之力来对抗强大的苏联军队，本身就没有取胜的可能。再谈三江与富锦这场海战，虽然规模很小，但双方均有陆海空及陆战队等多军兵种参战，并都出动军舰、飞机、大炮投入战斗，这在20～30年代实属罕见。战斗中，强大的苏联军队展现出高超的指挥及优秀的战斗素养：而中方不但在海军方面体现出对近现代化海陆战争的立体防御战有所理解，而且还在局部为后人展示胜的片断。
调零1929年国民党政府海军部成立后,对全国海军进行统一整编,明令东北海军编为第3舰队,但实际并未执行,仍隶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部。1930年,“江亨”、“利绥”、“江平”号相继被打捞修复,加上“利济、“江清”、“江通”号,重组江防舰队,东北海军实力略有恢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陷,全部江防舰艇被日本人接收,后来交给伪满州国成立松花江警备舰队。东北海防第1、第2舰队因驻守山东未受影响,却在1932年6月因舰队中“渤海派”与“东北派”的斗争引发“崂山事件”及“镇海”舰军官冯志冲谋刺沈鸿烈未成事件,造成“海圻”、“海琛”、“肇和”号3艘大型军舰南下投奔广东舰队。东北舰队从此一蹶不振,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为海军第3舰队,由原东北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谢刚哲任司令,暂归北平军分会管辖,舰队司令部移驻威海卫,负责山东半岛沿海防务。
舰队下辖练习舰兼飞机母舰“镇海”号,驱逐舰“同安”号,炮舰“永翔”、“楚豫”、“江利”号,炮艇“海鸥”、“海鹤”、“海清”、“海骏”、“海燕”、“海蓬”号,运输舰“定海”号;航空队1个大队,飞机8架;陆战队2个大队,2000余人;教导团300余人。
1935年7月,“海圻”、“海琛”号军舰离粤北归,加入第3舰队。此时,第3舰队辖有舰艇14艘,总排水量约1.4万吨。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驻南京的“海圻”、“海琛”号2艘军舰于1937年9月15日沉塞于江阴长江航道;“镇海”、“同安”、“定海”、“楚豫”“永翔”、“江利”、“海鹤”、“海燕”号8艘舰艇于12月12日沉塞于青岛水道;“海鸥”、“海清”、“海骏”、“海蓬”号4艘炮艇于12月12日沉塞于刘公岛水道。上述舰艇沉塞前,舰炮被拆卸,所属人员组成舰炮总队,编入长江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2个大队撤往山东内地,改编为特种兵总队。海军第3舰队的建制不复存在,东北海军也从此走入历史。
综观东北海军历史，从保全国家主权而殚精竭虑地双难谋划，到不远千里、克服种种困难北上的壮举，其潮起潮落的经历既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兴衰也验证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没有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作后盾，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