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聊隆中的人很多，但分析独乐山的文章很少，一般文章都是将独乐山当作工具，是为证明隆中方位而服务的。
其实独乐山本身就是诸葛亮的一处遗迹，是可以单独研究，并开发作为景区的。
与独乐山相关的史料不如隆中多，但也比较丰富，可惜学者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往往只挑选其中两三条浅淡，这也是让普通读者觉得独乐山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作为第三方，纯粹出于对历史遗迹的爱好，所以愿意花时间多列举一些边缘材料，帮助大家对独乐山有更全面认识。
本文的主角是独乐山，而不是诸葛亮躬耕地。
独乐山有很多名字，乐山、作乐山、独父山、梁山等，由于出处不同，这些山不一定指同一座，共同特征是诸葛亮在山上唱《梁父吟》。
首先是陈寿（233年－297年）《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与山有关系，原文是“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在三国时期，应该还没有“独乐山”的说法。
比陈寿稍晚的李兴、王隐提到了隆中、隆山，但没提“独乐山”。
习凿齿（317年～384）说了几次隆中，没提隆山，更没说独乐山，只在《诸葛武侯宅铭》中说“躬耕西亩，永（咏）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注意这个时候，习版的“躬耕地”在西，“峦”在东，可能山在隆中与襄阳城之间，但还有可能山在襄阳城东，是诸葛亮去鱼梁洲和白沙游学时期的遗迹。身为襄阳人，习凿齿可能是想表达，诸葛亮躬耕虽然在“南阳”，但娱乐社交活动还是东边的襄阳县。
裴松之（372～451年）评诸葛亮“夫其高吟俟时”。可以稍稍猜测一下，也许魏晋以来有人提过诸葛亮高吟，原意是“高声吟唱”，但被南北朝的人想像成“登高吟唱”，于是开始寻找一座山。
由于魏晋间的《水经》在隆中之前，提到了一座“乐山”，它自然就成了一个很好的目标。于是成书于晋以后的《荆州图副》（作者和年代失考）说“邓城西七里，有作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为《梁甫吟》”。盛弘之公元437年左右作《荆州记》说“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為《梁父吟》，因名此为乐山。”这是最早提到诸葛亮高吟《梁父吟》时具体山名的两件材料，但离诸葛亮避难荆州已经过去二百多年。此后《水经注》《南雍州记》或《殷芸小说》等都引用了此类似说法。
注意荆州记中的乐山在“宅西”，已经不是习凿齿时期的“东峦”，传说发生了一次明显变形。
这一变关系很大，习凿齿想说诸葛亮东去襄阳附近找师友同游，而盛弘之却让诸葛亮远离城市西赴荒山，想一个人发泄。
这座乐山假如是若干年后，为纪念诸葛亮鼓琴为梁父吟得名，得名时间常理而论应该是诸葛亮受到追捧的东晋时期，但这就不符合公认的《水经》的创作年代“魏晋之间”。所以《水经》的乐山得名可能另有出处。
对盛弘之说“因名此为乐山”的理由，历代又有不同理解，也造成了一山多名的情况，下面我们逐名分析。
1.独父山
元萧士赟《李太白集分类补注》为《南都行》作注时引用《荆州记》，使用了“独父山”。这就是我常说的史料传抄错误，不可直接采信的原因。究竟萧版的名称为真，还是其他版本的“独乐山”为真，已经说不清了。注意萧版的逻辑是，因为唱梁父吟，那山名中应该带个“父”字，也说得通。
独父山这个名字，让我联想到南阳的两座山，一是黄权墓旁的独山，二是元好问称为隆山，又有耕父传说的丰山。当然，也只是随便一想，不表示什么。
《李太白集分类补注》第七卷
2.梁山
有人会说，既然说山由梁父吟得名，那为啥不叫梁父山、梁山？
因为梁父山已经有了，在诸葛亮父亲任职的泰山附近，可能诸葛亮幼时就是在那学的这首歌。而梁山这个名字很常见，巧合的是清代王谟的《汉魏遗书钞》中，同样引《荆州记》，就使用的“梁山”。
其实从图片上能看出，以古代那种纸墨质量、书籍保存环境、室内光线等问题，书籍传抄出错的概率非常高。现代出版规定容许万分之一的错字率，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三审三校，还有很多书被查出超过这个比例。而古书传抄间的错误率，照我以前的算法是高于百分之三。
这里的“梁”字，实际上很接近繁体的“樂”字，究竟是哪个版本出了问题，不得而知。
同样使用了梁字的，还有清代马允刚《重修诸葛武侯祠墓记》（为沔县作）“侯之一生，初居山左，读书梁甫山下；继迁南阳，结庐于卧龙冈上”。但另文又说“幼居山左”，或许他指的是诸葛亮随父在泰山郡的时期。
马允刚年代太晚，他的说法当然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但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思路，就是诸葛亮作《梁父吟》（内容与淄博相关）是在山东，可能被两晋南北朝人改造到了荆州。
3.乐山
“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出自《论语》，因为是名言，所以“乐山”成为很常见的古代地名，按注解一般认为春秋时乐山指泰山。南朝乐山县在今广东，隋唐在今广西，此外唐代威州（今阿坝州）、宋代蔡州（今驻马店）等地都有乐山。今天的四川乐山市则是明清时所改，但也跟诸葛亮挂钩，留有诸葛点将台遗迹。
《水经》和《水经注》都使用的“乐山”之名，我们看下图未经明清整理的宋版水经注，其中顶格的字是魏晋《水经》原文，总共两句话，在未加注之前是紧贴着的，所以不怪南北朝人会认为家住隆中的诸葛亮，肯定经常登乐山。
未经整理的宋本《水经注》，把乐山和隆中放在沔水流域的最后，紧跟着就开始聊“潜水”了，给人感觉这两地都在沔水入江口，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才会被清人手动调整到襄阳城前面，这也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
清代汪士铎《水经注图》
那乐山也不光是《水经》在用，《南雍州记》或《殷芸小说》虽然是引用了《荆州记》一部分原文，但都没采用“独乐山”名，而是根据《水经注》，补上了“因名此（殷版多‘山’字）为乐山。”古人都是如此，引用或转抄的时候都喜欢“发挥”一下。
4.独乐山
乐山和独乐山，多一个字其实意义相差很大，“乐山”是出自《论语》的“仁者乐山”，而“独乐”是出自《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前者“乐”就是喜欢的意思，后者的“乐乐”中有一个字是“音乐”，则更符合诸葛亮鼓瑟吟唱的意义。
严格来说，由于引用者说法不同，我们并不知道盛弘之原版《荆州记》究竟是写的乐山还是独乐山。目前提到“盛弘之荆州记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这类话的，全是北宋南宋人，比如祝穆《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王洙《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然后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了最常见版本。
假如《荆州记》原文真是“独乐山”，那跟《水经》中的“乐山”就不一定是同一座山了。
盛弘之独乐山的位置，暂时是一个悬案，因为刘宋时期邓城位置不是很明确，也不知道这个“城西七里”是正西、西南还是西北。
反正要明确的是，这个邓城不一定在汉代邓县原址，也不一定是习凿齿由晋朝襄阳郡邓城县倒推出的“南阳邓县”。事实上整个南北朝时期，都没人再将隆中或乐山与汉代“南阳”挂钩，都是很务实的，纯以本朝邓城县或邓县为座标，可以称为“躬耕于邓城”版本。
南朝刘宋雍州地图
由于北周省邓县，新设的邓州城又太远，所以明清时期都不再以邓为座标，而是以襄阳为座标。
《大明一统志》：独乐山在（襄阳）府城西北二十八里。（应该指邓城20+城西7+城宽1里）
《襄阳郡志》《大清一统志》：独乐山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一名乐山。（这是认为独乐山与20里的亮家紧挨着。）
《湖广通志》《禹贡锥指》《行水金鉴》等记载是襄阳西北六十里。（应是根据水经注中乐山前一段80里的山都县推算）
各书差异这么大，如果把这些书同时记载的其他地名（隆中、伏龙山等）的里数都放出来，应该能看出问题，但比较复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了。
明朝天顺年间《襄阳郡志》
比较特殊是南阳版本的独乐山。
襄阳的学者举过《元一统志》的记载“南阳县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孔明尝登此山作梁甫吟，古今题咏甚众。”认为是根据《荆州记》硬改的。但主持《元一统志》的是蒙古人和四川+江西人虞应龙、岳飞后裔岳铉（生于大都）等，似乎没有为南阳造假的动机。可以猜测文员将“南阳邓县”漏抄个“邓”字，但元一统志使用的都是本朝地名，没有南阳郡，所以不可能。
《元一统志》只剩残本八卷，但我从国图和哈佛图书馆看到的版本都没有这句话，网上截图的都是现代辑本，所以这条暂时存疑。好在还找到《李太白集分类补注》中有“亮尝登邓州独乐山”的记载，唐宋元的邓州显然都不在襄阳附近了，这些时期确实有很多学者认为诸葛亮生活在邓州，之前文章也提过。
《李太白集分类补注》第三卷
5.作乐山
唐《艺文类聚》引《荆州图副》“邓城西七里，有作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为《梁甫吟》。”
如果按《南雍州记》等版本引用的《荆州记》，只有“宅西”，并没有“邓城西七里”这一重要信息，两宋人引用时才有“西七里”。所以不排除几种可能：
1.《荆州图副》就是《荆州记》的附图版本，都有西七里；
2.《荆州记》原文并没有“西七里”，是宋人结合《荆州图副》或者是搞混了书名；
3.《艺文类聚》误注书名，实际引用的是《荆州记》，但把“独”抄成“作”。
由于南北朝各种襄阳记、荆州记的混乱（至少有九种），所以“邓城西七里”究竟最先出自哪个年代并不好说，甚至是唐朝人加上去的也说不一定。
作乐山的记载较少，如北宋庄绰《鸡肋编》“过（万）山十余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乐，相传躬耕歌梁甫吟于此。”这是将隆中与作乐山放在一起，并指明为“小山”。
金代李俊民《庄靖集》“郦道元注云：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俗以作乐山名之，今在襄阳西北二十里”。位置与《襄阳郡志》《大清一统志》的独乐山相同，看来他认为作乐与独乐是同一座山。
下图的材料忘了出处，比较有意思，把谷隐山的习凿齿搬到作乐山，但作乐山位置还是中规中矩的襄阳西北二十里。
作乐山这个名字看起来比较怪，似乎不符合诸葛亮人设，但其实“寻欢作乐”这种贬义词是清以后才出现，早期的“作乐”是非常高大上的东西。
《易经》：”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礼记》：”圣人作乐以应天。“
《吕氏春秋》：”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氏就是诸葛姓源之一。
从《晋书》开始历代正史专门设有《乐志》，《册府元龟》还有《作乐》六卷。
那离诸葛亮最近的“作乐”就是《三国志杜夔传》：“荆州牧刘表令（杜夔）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此后曹操接收了杜夔，继续完成作雅乐的工作，不然中国的乐文化都有失传的危险，像《宋书乐志》说的“汉末大乱，众乐沦缺。”
让魏国人改山名来纪念敌国丞相有点离谱，但纪念杜夔就很合理。
所以我个人有推测过，作乐山或者乐山，一开始并不是纪念诸葛亮，而是刘表时期，杜夔等人干活的地方。诸葛亮慕名前去参观或参与也是一种有趣的设想。
反正作乐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作音乐来祭天祭祖，诸葛亮作的《梁父吟》就是音乐。有时候也作“奏乐”讲，那诸葛亮“鼓瑟”也合得上。
之前我论证刘表曾以江陵城为治所，仲宣楼、学业堂有可能在江陵，那与官学相近的“乐府”机构，同样也可能设在江陵，会不会是南朝人把作乐山地名从江陵搬到襄阳的呢？
正好这个作乐山，还有另一有名典故，就是刘宋的孝武帝刘骏在此写过《登作乐山》
“修路轸孤辔，竦石顿飞辕。
遂登千寻首，表里望丘原。
屯烟扰风穴，积水溺云根。
汉潦吐新波，楚山带旧苑。
壤草凌故国，拱木秀颓垣。
目极情无留，客思空已繁。”
这首诗比较明确提到了“汉潦”，汉水不用说了，“潦”是雨后积水的意思，跟南阳潦河镇估计没关系。这句大致能证明作乐山在汉水边上。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
《宋书武二王传》有说“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而多处材料都显示，刘宋的荆州刺史驻江陵，包括刘骏的父亲刘义隆。
《明一统志》和《湖广通志》“宋孝武宅，在（襄阳）县东南马鞍山，刘宋孝武帝所生处。”《襄阳府志》记作“县西南八里”。
刘骏的父亲刘义隆（407年生）在424年登基前明确是驻在江陵的，离开时约十七岁，此后没回过荆州，所以刘骏就算生在荆州刺史时期也该在江陵（其实是430年生在建康）。
刘义隆之后的荆州刺史刘义庆（盛弘之的长官）、刘义宣也是驻江陵，襄阳是雍州刺史驻地。
《宋书武二王传》“（臧质）自襄阳往江陵见义宣。”
《宋书鲁爽传》“率部曲至襄阳，与雍州刺史臧质俱诣江陵。”
所以这似乎又是前面我提过的江陵与襄阳对荆州历年治所的“争夺”问题？明清写志书的人以为襄阳在刘宋时还是荆州刺史治所？
不过很快我就被打脸了，刘骏确实驻过襄阳，《宋书孝武帝传》卷六说，元嘉二十一年(444）让刘骏督四州六郡军事，任雍州刺史。（《南史》和《资治通鉴》放在二十二年）并且专门提到“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
皇家子弟轮流去江陵是惯例，偏偏刘骏就是唯一特例，成年后驻襄阳。
当然，说刘骏生在襄阳，这记载还是有问题的，“所生处”应该解释成“生活地”而非“出生地”。
说了些题外话，我们再看刘骏的作乐山问题。历代没有人再提刘骏登作乐山，按说留下了诗句，这算是个知名典故才对。
现在留下记录的是望楚山。
《襄阳记》曰：“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马鞍山，一名灾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骏为刺史，屡登之。鄙其旧名望郢山，因改为望楚山。后遂龙飞。是孝武所望之处，时人号为凤岭。高处有三磴，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乐史》《水经注》等也有类似说法。
说刘骏改了“望楚”之后“龙飞”，暗含着一个典故，就是诗经《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诗郑笺》认为这首诗的意思是卫文公望楚丘观地势，然后才建国立宫。
《舆地广记》“武陵王爱其峰秀，故曰望楚山。”
《南雍州记》曰：“望楚山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炉峰。”
《读史方舆纪要》引《胜览》：“山高处有三磴，一名笑山。”（笑与乐相近）
宋孝武帝刘骏登望楚山，看上去跟作乐山没什么关系，但注意望楚山同时也是刘弘经常宴赏宾客的地方。我一向把望楚山视为李兴写《诸葛武侯宅铭》的隆山候选地之一，以后有机会专文写一篇吧。
襄阳南部诸山（白马、百丈、马鞍、卧龙、伏龙、岘首、谷隐等）和高阳池，有太多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名人典故，由于这些胜地离今襄阳城很近，所以是我反对邹湾襄阳说的重要理由。
同样因为距离的原因，我不太相信宋孝武帝当初作诗所在的作乐山，位于需要跨汉水二十里乃至六十里的邓城西北，更何况现在襄阳西北一马平川找不到山。再加上古人专门记录孝武帝屡登望楚山，所以作乐山更像是在襄阳城南，就算不是望楚山也可能是附近其他山。
这一片“古代网红打卡地”虽然不可能是“躬耕南阳”所在地，但诸葛亮在襄阳期间，没理由不来游赏或者游学，附近的卧龙山也曾纪念过诸葛亮。
荆州刺史和雍州刺史们长期在襄阳城南大宴宾客，个人觉得这里必然有一个办官宴的优势，即附近常驻有一支“乐队”。这就与刘表令杜夔作雅乐的旧事联系起来了。
简言之，襄阳城南可能有一山曾名“作乐山”，被宋孝武帝改名后渐渐失传，而同时期盛弘之记录的襄阳西北“独乐山”越来越有名，后人于是将作乐山视为同一座山，并把位置也改了。
襄阳早期旅游地图
文章很长，我还是最后总结一下。
“乐山”源于《论语》，“独乐山”源于《孟子》，“作乐山”源于《易经》，一字之差含义完全不同，可能分别为三座山。同样，《汉晋春秋》《荆州图副》《荆州记》《南雍州记》《水经注》虽然被南阳说认为是“一丘之貉”，但相互之间的差异还是应被重视。
对诸葛亮吟游地记录的演变：
《三国志》“陇亩”——
《汉晋春秋》“东峦”——
《登作乐山》中的“作乐山”原址即襄阳城南刘表乐府所在，刘弘、宋孝武常登游处——
《荆州记》根据《水经》顺序，认为乐山在隆中的宅西，设定了“独乐山”——
《水经注》参照《荆州记》在“乐山”处作注，《南雍州记》《殷芸小说》只说了“宅西面山临水”未提距离——
《荆州图副》根据《汉晋春秋》“南阳邓县”的说法，以邓城为座标记录作乐山位置“西七里”。《艺文类聚》引用之——
宋人可能搞混了《荆州图副》和《荆州记》，把独乐山也由“宅西”移至邓城西七里——
有部分宋元人将邓城解读为邓州城，有可能歪打正着，因为古邓国、汉邓县位置千年来一直在争议——
明清时在邓城旧址实地已找不到山，完全靠对古籍来推算，故出现多处不同记录，多定位在襄阳西北。也有人根据“宅西面山”认为乐山与隆中相邻，否定了“西七里”——
今天的古隆中和卧龙岗景区为了旅游方便，采用了相邻的说法，无视“邓城西七里”，将乐山放在景区内。
之前的传统观点是几座“乐山”指的襄阳西北同一地，只是因古人知识不够和山被夷平，所以一再“搬家”。而我今天的观点也支持搬家，只是多提了襄阳城南为候选。
最后我想说，我寻找一些新观点是对原有观点的补充，不等于我有否定旧观点的权利。让普通读者多几个参考选项，不要非黑即白，草率定论，这是更符合现代思想的。如果有人反对我，我也同样会视为对我的补充，感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