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画家顾大昌
晚清苏州有位画家顾大昌，身后落寞，记载无多。他的老师刘泳之（1809-1847）名气倒还大些，画风精细明丽，在吴门趣味之外另开生面，徐邦达、万青屴、朱万章等几位先生都曾有过讨论。2013年，邹绵绵先生撰文考出顾氏父子行实大略，由此知道大昌字子长，号棱伽山民，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绘画作品仍零星散见人间。2015年李军先生又做过补缀，本文不必再作赘言。
徐邦达考证刘泳之生卒，曾引及顾大昌《归实斋画计》。今年初春到苏州博物馆，承李军先生美意，得以在雨窗深院中细读钞本，这才知道《归实斋画计》实与《不可必录》《雪泥爪印》《亸语》几种小稿共成一帙。这些稿子都成于光绪六年（1880）及其后。第一种是顾氏知见刘泳之作品目录，第二种是追记太平天国之乱时自家失毁的藏品目录，第三种是甲子（1864）以后自己的绘画作品目录，第四种则是随笔。它们的篇幅都很小，然而拼凑起来，也能略窥衰乱末世里一位画家的艺术、生活和思想。
《归实斋画计》书影
目录中比较靠前的几件都是人物故事画，比如《临宋徽宗投壶图》《李卫公见客图》《王济观马图、《玄女授书图》，并未说明原作者，可能原来就是某一系统的传摹之本。此外就以宋元以来的山水作品为主。明四家之中，文征明最多；清初以来诸家之中，王翚最多。这和苏州藏家著录中展现出的趣味确实相合，从清中后期的整体情况来看，可能也是全国收藏界中普遍的趣味风潮。
照相术普及到书画作品之前，摹画是很常见的。有时候藏者先拥有原迹，又想要一件复制品；又有时候画家想要临摹原迹，就多画几张，送一张给原藏者。顾氏能了解的信息似乎有限，按他的记录，刘氏身后，摹本只分散在十人左右的小圈子里。除了他自己，朱绥寿、毛庆臻、施春煦、陆日爱、江湜、顾承、映月和尚各得若干件。朱绥寿、映月都能画，顾承是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的儿子，毛庆臻也有些收藏。其余几人与书画界的缘分已经不易考察了。
临摹的趣味比较集中，创作就很不一样。有一些半命题的文人行乐图，比如出自东坡诗的“太华峰头作重九”、“故乡无此好湖山”，出自唐诗的“深柳读书”，这类作品早已自成传统。也有即事成题的《百花洲泛月图》，以斋馆为名的《小草庵图》，更加切合受画人的需求。还有人物故事，“陈孝子怀糕遇仙”，以及风俗人物，譬如钟馗、南极老人、刘海蟾、酒仙、观音、红拂。画家可以什么都画，记录者则把一切都当成作品写下来。至于收藏者，可能就依需求和爱好，有选择地购买。
顾大昌绘《柳如是小像》，纸本设色，南京博物院藏
顾大昌对自己的临摹与创作也加以记录。《不可必录》里有他曾经临摹的古画名目，与《归实斋画计》一对，就知道多数作品是跟着老师临的，因为名目一模一样。譬如《重屏图》临过四幅，《投壶图》《鹤听琴》各两幅，等等。从这个数量来看，不太可能总是对着真迹原作慢慢打熬，恐怕他不过是用刘泳之的旧摹本做底本而已。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名人书画》十四集中有顾大昌癸卯年（1843）临《李德裕见客图》，题跋略谓“彦冲夫子临本似胜原作，假归重橅”，正可为证。
过去读清中后期苏州几种书画收藏文献，曾诧异何以大家多少都知道某画在某家。拜顾氏记录所赐，倒不难想见名迹的“消息”怎样在地方上扩散流传——各种一手二手三手摹本不断产生，原画长什么样子，流传次第如何，藏在哪里，可能并不是秘密。这种传摹正可视为书画收藏对于“当代”艺术的滋养。七折八扣实属常态，却不妨认为那折扣掉的部分，可能是传统的损失，却也正是“发展”的一点空间，只不过这发展未必出于大家的本意。
《雪泥爪印》记录了顾大昌1864年以后的临摹与创作。有一幅《惠麓品泉》，李鸿裔为题引首，还有几位地方名贤题跋，看来像一种实景的文人行乐图。李氏当时做到江苏按察使，又加布政使衔，是苏州往上两级的地方长官，故称为“太公祖”。又有设色松柏各四幅，写明为沈秉成“大公祖”而作，则是因为沈氏当过苏松太道台。此外，受画者也常常是地方士绅。补用苏州知府刘履芬、过云楼顾承，词人潘钟瑞等，都得过松柏花卉等一干作品。
再翻过几页，就看到全然不同的内容。顾大昌画了三件《墨柏水仙花》，分别送给“草庵幼尼幻如”、“优人陆祥龄”、“乞人陈阿大”；又画《红桃白燕》，送给上海名妓蝶仙。单看名目，这些人与士大夫们得到的作品差别似乎不大。前面提到，顾氏的临摹作品门类很广，他应该知道某些谐音与母题可以变成颂祷之辞；但他似乎又特别擅长画松柏，也就这样坦然赠人，并不锐意区别对待。
尽管晚清官衔泛滥已是常识，还是很难想象顾大昌这样身背“诰封资政大夫”二品官衔，身后立了牌坊的人，与倡优吏卒之辈相距并不遥远——幼尼不久即死，优人父子是他的邻居，蝶仙后来嫁得很好，乞丐平时在十字路口讨钱，得画后每日跪拜，因为顾氏在天头上加写了《吕祖宝诰》。
积极的道教信仰者
《吕祖宝诰》透露出别样消息。是的，这位读书识字，能画画、有收藏，还有官衔的顾先生，崇信道教——《雪泥爪印》中记录了一些没有下家的作品，包括朱天君、孙真人、莫月鼎、李天木与火车灵官像，这些人也都是道教神仙。
就我浅见，晚清士民信仰问题似乎从未得到全面讨论，不过，从《太上感应篇》等善书的流行来看，带有道教色彩的信仰应该比较普遍，士人及其家庭成员即使未必坚守这一套，也可以把其中某些观念泛泛地接收下来。但是士人很少公开谈论这种信仰——在一些流行的笔记小说和常见的日记里，都不太看到他们如何参与相关活动；从道教观念出发来发出议论，就更不在常见范畴之中。
顾大昌相当积极。那名为《亸录》的笔记，篇幅不多，却足以说明他怎样思考“理”与“气”的关系。“气”字大多都按照道家经典习惯写为“炁”，倘如钞本忠实于原件，那么该说顾氏相当循规蹈矩。他甚至还能间接知道西方的一点儿化学知识，也试图用“炁”来理解它：
未有天地先有炁，炁在空中，无物不有，但无形，人苦不能见。嘉庆初，泰西人以法分取养气、淡气、炭气、绿气、轻气等名。养炁遇热即成火，得淡炁即化水，地上所生之物，绝少一气者，皆二三炁、四五气遇合而成，西人另有化学专书详辨之。（引文中炁、气间出，是原书如此。）
他也信道教神仙的修真之术，相信“以术制命”，“茅君一百六十余岁，张三丰一百四十余岁”；甚而说，“神仙一道，大儒皆为必无之事。予观《参同》、《敲爻》、《悟真》等著，皆喻太高广，致学者望洋。张真人《大道论元要篇》，庶少易明”——大儒以为神仙虚妄，只是不得其门而入；若遇到合适的入门书籍，修道本非难事。循此思路，他觉得家里后生子弟若资质平凡，就该先读《感应篇》与《文帝书》（即《文帝化书》，一种出自文昌帝君信仰的读物），至少可以打下向善的底子。此时回头看那书写《吕祖宝诰》赠予乞人的行为，似乎也正是一种劝善。
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普通士人言论，在顾氏笔记中反倒少见。偶尔有些近似于格言的短句，此外，有一条谈永乐大典的卷数与刊刻，又有一条谈汉代以来经书误字之多。他也多少接触到一点西方知识，记下了种痘技术、火药配方、还知道有一种金属叫做白金。尽管部分是老生常谈，部分是饾饤稗贩，至少证明他还关心道德、知识与新事物。只不过，这些东西分量实在有限，他的理解有时也依然与信仰纠合不清：
风气影皆虚也。捕风捉影，原其言，必不可得耳。若能得，疑必有符咒法术。今泰西人能取风气而细别之，又以玻璃镜染药水而摄影，有如印成。夫药水乃有形之物，何以能摄虚空之影，穷理至此，可以为奇；然其中自有至理，仍不奇也。
摄影术刚进入中国时，一度被看成勾魂摄魄的妖法，光绪年间，京沪等地都已有了照相馆，可以强作镇定地冠以“至理”，说服自己“仍不奇也”了，却仍旧绕不开用符咒法术来理解它的旧思维。
观其所藏，知其所养
《书苑菁华》《书画谱》《王氏书画苑》《画禅随笔》《法书要录》《芥子园画传》《邹小山画谱》《唐六如画谱》《无双谱》《竹庄画传》《雪湖梅谱》《萧尺木九歌图》《陈老莲九歌图》《十竹斋画谱》；
《江村消夏录》《庚子消夏记》《四朝宝绘录》《寓赏编》《铁网珊瑚》《无声诗史》《画征录》《清河书画舫》。
复次，我也关心他的生活知识。总体来说，医卜星象都有涉猎，并且用书都很不少。医书中最可注意的是《西医略论》与《东医宝鉴》；前者出自一位传教士合信（BenjaminHobson1816–1873）的译笔，常见版本是咸丰七年（1857）上海仁济医馆刻本。从今日公藏情况逆推，当初流布范围可能很广，青海、陕西、山西、湖南等地都有收藏。后者则由朝鲜宣祖李昖的御医许浚撰成，最初刊行于1613年。这部书很大，国内公藏也不像前者那样常见。零星查考，但知朝鲜刊本曾经流入，道光十一年（1831）富春堂、光绪十五年（1889）江左书林亦曾先后刻印。
顾大昌通医术，曾为刘泳之的母亲治病。可他毕竟不以医术知名，也没有材料证明他需要部分靠行医为生——事实上，从他的二品诰命及其他材料看来，顾家实在应该很不差钱。倘若他只是一位边缘人物，却也能看到这些著作，或许可以推论：在治病救人这样实用的范畴里，知识流通还比较顺利。
堪舆之术旧属道流，或许也在顾氏信仰的范围内，书单中除了道教内典，还有不少风水书籍，占星术、相宅法、算命书，都在其间。材料有限，实在很难知道是否纯然出于兴趣。更难知道的是，若为兴趣，当时又有多少同道中人。此外，他对心学大概还有一点好感，藏有《近思录》、《人谱》、《功过格》几种著作；这本来是最为平常的事，在强烈的道教信仰下却比较突出了。不过回顾《亸录》，却可知道他的精神世界比较自洽，至少在光绪六七年间，心学体系中的忏悔、自省那一套没有起作用。
也有一些书反映其日常爱好。有琴谱若干种，据古琴史学者见告，各书流派有异，不过都很常见。对照所藏文玩，有“梅花断纹琴”一床，“背有太和二字”；“蛇腹断纹琴”，“今补置”；又有“蕉叶琴”，“自铭古剑子三字”，能够操缦确凿无疑。还看词曲小说。《还魂记》、《西厢记》原是曲，前边挨着《审音鉴古录》，后边还有《纳书楹》，则是较为实用的曲谱——虽无旁证，大概也可推测他也许能够拍曲。小说则有《三国演义》、《贯华堂水浒》与《京摆版红楼梦》。于是难免揣测：不收《西游记》，是因为它的佛教背景吗？
翻过我毫无了解的文玩目录之后，藏品部分就以一段短跋结束了。至此全书四个小类都已介绍完毕，却苦于很难给这篇文章下结论。顾大昌的创作与收藏，多少还有一点旁证材料，方便我做出有限的推论；但我无法深谈他精神信仰和知识图景，无从补缀他在1860-1880这二十年间的生活轨迹，也不知道他怎样看待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