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朱赞卿
《集韵》
《明史稿》清稿本
《象山县志》
参加献书仪式的朱赞卿家属，左三为儿媳姚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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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朱赞卿先生生前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本来出于爱好收集的古籍，如今却使他享受到了特殊的荣誉：国务院公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天一阁博物馆有9部传世珍本、孤本入选，这其中有4部为朱赞卿所捐：万斯同稿本《明史稿》、明末汲古阁抄本《集韵》、明抄本《三才广志》(部分)及清稿本《明文案》。
朱赞卿已辞世51载，除江浙一带收藏界和法律界的人士外，知道他的人并不多。朱先生和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天一阁身边起步，一本本地收，一卷卷地藏，几十年下来，终成蔚为大观之势。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天一阁，有过无数的辉煌，也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兵燹、失窃、虫蛀、台风……到建国后政府接管时，古籍已由最初的7万卷锐减至1.3万卷。后来，许多社会名流、藏书家都向天一阁捐过书，朱赞卿是他们中举足轻重的一位。目前天一阁馆藏古籍30万卷，其中朱赞卿先生捐赠的有10余万卷。此外，他还捐赠有历代书画900余件，瓷器、玉器、砚台、古玩等文物800余件，以及大量碑帖。仅以书画为例：天一阁所藏35件国家一级书画中，朱先生捐赠的有22件，占63％；在281件国家二级书画中，朱先生捐赠138件，占49％。
一人所捐，极大地提升了一个藏书圣地的品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书痴——性情所至心不移
跨界得成藏书家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初十，朱赞卿出生于浙江萧山的乡下朱家坛，名鼎煦，字赞卿、酂卿、赞父、者卿、宰卿、别宥、香句。入私塾没多久，科举废除，先后在萧山高等小学堂、绍兴大通师范学堂、杭州宗文中学读书。1909年考入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别科，3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委任为宁波鄞县法院推事。后又回到宁波，改业做律师，在宁波鄞县地方法院辖区内行使职责，曾任鄞县律师学会会长。
晚年的朱赞卿，消瘦，蓄长髯，有儒雅之气。据先生后人回忆，他平时不爱讲话，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每每办案，公字为先。沙孟海在《朱君生圹志》中写道：“以为辩护之职，务申民隐，扬直抑顽，有益人群。”朱赞卿最初在宁波月湖西侧的陆殿桥畔设“朱鼎煦律师事务所”。科班出身的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能言善辩，打赢过好多难度较大的官司，在律师界声名鹊起。友人毛翼虎先生在自述《梦幻尘影录》中说：“朱鼎煦，字赞卿，为一藏书家，学识渊博，文笔锐利，为当时律师界第一支笔，我与他交往，慕其才也。”
朱先生购书最集中的时段，是在民国初至宁波沦陷的近30年中。他从小酷爱读书，也萌发过藏书之念，从父亲那里传下来一些藏书，但无善本。律师做久了，收入丰盈起来，他把绝大部分收入用在了收集古籍、文物上。遇到故家藏书散出，他不惜重金购入。常熟毛氏汲古阁、歙县鲍氏知不足斋、萧山王氏十万卷楼、陈氏湖海楼、山阴沈氏鸣野山房、余姚卢氏抱经堂、鄞县范氏天一阁、慈溪叶氏退一居诸家流散的古籍，觅所重聚，集于朱家。他利用办案之机，往来于上海、杭州、绍兴和宁波之间，凡闻所及，足迹所至，遇有善本，必购藏之。
那时的杭州，古旧书店林立，不乏孤本善本。朱先生曾小住杭州，包括后来居住在宁波时，一有时间，他就跑去“淘书”，小琳琅馆、经训堂、复初斋、石渠阁、文艺书局、汇经斋、抱经堂、拜经楼、宋经楼、豸华堂等地，经常能看到他和店老板讨价还价的场景。此外，绍兴的取斯堂、宝贤堂、景仁堂，苏州的来青阁、大华书店，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青阁，北京的琉璃厂来熏阁、中国书店，萧山的两宜斋等地，也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购入湖海楼的书是在民国十六七年间，朱赞卿曾回忆：“丁卯、戊辰间，异中湖海楼旧藏待价而沽，予贷于钱肆，兼程并进。”
遇到手头吃紧，又有难以舍弃的典籍时，他宁肯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放弃。民国《鄞县通志》记载：“尝邂逅得宋本《五代史记》，把玩考校，喜而不昧。书友示以顾千里手校《仪礼》，典衣买之，故人笑为书痴。”
买书的花销有时大得惊人，实在拿不出钱时，他便向夫人魏令仪张口。夫人要持家过日子，不能不精打细算。一次，朱先生“借钱”的话刚一出口，马上听到夫人答复：“没钱！”他的脸立刻阴沉了下来。在朱先生看来，买书要比吃饭重要得多，失之交臂的遗憾，说什么也不能留下。碰了两次壁之后，闷气郁结，竟至十几年不与夫人讲话。
民国年间，上海某图书机构委托一吴姓古董商，欲购买一套方志类书。古董商找到朱先生的一个家人。利益的诱惑，那位家人倒向了金钱一边，背着先生把书卖了200元钱。没过多久，事情败露，朱先生气愤之极，毅然将那位家人送到警察局。
一场台风吹倒了方志学家马涯民家的屋墙，家里的藏书要出售。朱赞卿赶过去挑了200多本，需要200多元。他当时每月收入50元，每月还一部分，弄得家人好几个月没吃上肉。
书越积越多，家里书满“为患”，于是朱赞卿在宁波府侧街7号(今军分区院内)建造了一幢西式小楼，既做律师业务，同时充当藏书楼，取名“别宥斋”。这里也自然成为朱先生和友人们聚会的场所，探讨版本，端详瓷器，辨别字画，考据砚台，小楼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不只是文人，这里还是书商、古董商们出“货”的理想场所，他们深知，只要“货”好，在这里不愁卖不上好价钱。著名藏书家冯孟颛曾撰文描述别宥斋：“鄞城公园之左，前后屋二列，列三楹，后谓别宥斋是也。前圃杂莳花卉，斋中陈设书法、名画、佛像、砖甓，外蓄警犬、笼鸟，嗥嗥喈喈。书友挟策来与之论值，而室人交谪，与其声相合也。”
别宥斋藏书最多时达数十万卷，在江浙一带赫赫有名。
书缘——天意人心难料到
书籍聚散终有时
自宋以后，江南经济得到发展，宁波藏书业兴盛，名家辈出，名楼迭现，著名的有宋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元袁桷的清容居、明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清黄宗羲的续钞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黄澄量的五桂楼，以及民国后冯孟颛的伏跗室、朱赞卿的别宥斋等。藏书楼虽然众多，但别宥斋还是能数得上的。
学术及收藏界的很多名人，都是朱赞卿的好友。方志学家马涯民，教育家杨菊庭，文物学家马廉，藏书家冯孟颛，书法家吴公阜、葛夷谷、沙孟海，学者沈曼卿，古典文学家夏承焘等，均为他的座上宾。他还与北京的郑振铎、马衡、赵万里、谢国桢、冯定等著名学者交往密切，常与他们书信往来。
别宥斋所藏，除购得外，还有朋友所赠。在萧山居住时，邻居及师长姚莹俊知识渊博，朱先生很愿意与他交往，从他身上学到不少版本学知识。一天，姚莹俊拿出明涵三馆刻本《金莲记》交给朱赞卿说：“后人不知道珍惜，现在交与你，是物有所归呀。”朱先生受宠若惊，感动之余，回赠裘皮大衣一件。
1934年，当时供职于教育部的沙孟海传来口信，说河南人有部《明史稿》要出售，稿本出自宁波人万斯同之手。先介绍给宁波著名藏书楼伏跗室和蜗寄庐，两家都因价格过高而放弃。最后，朱赞卿站了出来，东挪西借，凑足900银元买下，终于使书稿重回故土。一般来讲，后人修前朝史，往往从当朝视野出发，多有偏颇。清代纂修《明史》也未能跳出这一局限，今传世史籍与万氏《明史稿》有出入，因此万氏本成海内孤本，史料价值很高。
朱赞卿得到万氏《明史稿》后，兴奋之情难以掩饰。他后来又购得同为宁波人的黄宗羲《明文案》手稿。他将两部书放入一个书柜，倍加珍惜，常抚摸翻阅，称之为“句章双璧”(句章为宁波古地名)。他还特意请人刻了一枚印，因购得万斯同《明史稿》在前，黄宗羲《明文案》在后，印文为“万黄斋”，钤于各册之末。
1936年，浙江省举办过一次文献展览会，从各地征集的孤本善本，珍稀独到，各自称奇。别宥斋选送清一色的乡贤遗著参展：鄞县万斯同《明史稿》、余姚黄宗羲《明文案》、会稽李慈铭《越中先贤祠栗主目次》、象山倪象占《九山类稿》、镇海张成渠《连珠均考》、镇海姚燮《西泸棹歌》、《书瘾楼诗稿》共7种。数量虽然不大，却显示出朱先生所藏乡邦文献之丰富独到。
别宥斋的书籍分别庋藏于宁波和朱先生老家萧山，“一斋两藏”，以宁波为主，萧山所藏也不乏善本。据朱先生所撰《别宥斋萧山藏书精华之一斑》等记载，有善本300余种，其中有《大明会典》，万历《湖广总志》、《山西志》，嘉靖《山东志》、《吴邑志》，康熙《江南志》，以及云南、贵州、四川、台湾等14省志。书楼居于闹市区，日寇侵入萧山前，先生为保险起见，将全部书籍转移到距萧山近百里外的绍兴下沥桥秘藏。不曾想日寇于1940年2月17日对下沥桥进行扫荡，书籍不幸全部毁于战火。因事先未及编目，实际数量难以统计，估计有10万余卷，其中包括著名藏书楼王氏十万卷楼和陈氏湖海楼的旧藏。
一册、几册慢慢“淘”来的书籍，顷刻间全部化为灰烬，怎能不让先生痛心？他于悲愤中作《香句室忆语》抒怀：“青山春暮，竹窗晓寒，残梦未沉，新仇如约。秉笔书此，恍见累累书城，随烈焰以俱去。”
那次劫难，对朱先生的打击实在太大，他像生了一场大病，好长时间卧床不起，难以振作。
藏于老家的书毁于战火，宁波的书也不安全。书籍如何保存，似乎成了朱先生沉重的“负担”。如何不让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落入异族之手，成了困扰朱赞卿的头等大事。
时局渐紧，他一时想不出好办法，而危险，却一天天地逼近……
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57岁的朱赞卿和夫人提早雇车，押着大大小小的书箱，悄悄离开宁波，经过艰难辗转，来到乡下的一座山中躲藏。书籍寄藏于白象桥郭家，后来又转移到后隆、牛背脊、阳庵堂等地。书箱众多，转运途中遇盗贼盯梢，遭受抢劫。朱先生舍命护书，与歹徒搏斗，手臂被刺伤。
乡下也不安全，考虑再三，他决定还是回宁波。书被放至事先租赁好的云石街一旧屋存放。他本人则躲进宁波南门的通利源榨油厂暂居，以防日本人纠缠。存放了一段时间后，因存地环境差，书籍又遭白蚁蚕食。那段时日，他整天提心吊胆，身心俱疲。而书籍的命运如此坎坷，用先生的话说，是遭受了“水火盗虫”四厄。
终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朱先生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耗尽心血珍藏的古籍总算没有落入敌人之手。他又可以腾出精力收集书籍了。几年以后，因征地，别宥斋从原址搬到宁波市孝闻街179号。
那是一幢两间一弄的小洋楼，红顶白墙，占地4.3亩，本为接待客人而建。院内有假山、荷花池和石板路，花园里各种花卉，四时开放。与原址相比，此处显得幽深静谧。朱先生原计划在小楼的东首再盖一座真正的藏书楼，格局为摆放书架的开间，人书分离，防潮通风。建筑用的石条、砖瓦、木板都已买好，后来因经济拮据，未能实施。
小洋楼的“壳”被赋予别宥斋之名，多少有点强加的味道，而里面的“瓤”却实实在在地塞满了书籍。再后来，为建宁波市中医院住院部，小楼被拆除。
“文革”开始，朱先生因藏有满楼的“四旧”，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并被遣送回原籍，所藏书籍暂存于天一阁。虽为逆境，但也仿佛续写着他与天一阁不断的情缘。上世纪30年代，朱先生曾出任天一阁重修委员会成员，经历了30年代天一阁的修缮、天一阁书籍的迁移等重大事件，他还和其他社会名流一道，担任天一阁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他离开了心爱的书籍，直至去世也未能再见。书籍的聚散，有时是难以预料的。
书香——涓涓细流成瀚海
浓浓墨香飘九州
朱赞卿能成为浙东藏书大家，自有其深层原因：一是个人喜好。出身于书香门第，生活区域文化底蕴深厚，古籍丰富。二是赶上特殊的时代。他收书的时期，正好新旧学交替，社会动荡，很多藏家将书出手。三是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朱赞卿身为名律师，收入颇丰，又信息畅通，多交往社会名流，对收藏非常有利。
别宥斋的书几乎不借外人，多是朱先生自己使用和欣赏。偶尔外面有孤本善本要卖的消息，手头又吃紧，忍痛也卖掉过几部书。但书的内容要留下来，他便雇人原样抄下。因此，别宥斋也留下了一些特殊的抄本。
遇到可心的书，对方又不转让，他便想办法和人借抄。朱先生79岁时，看上朋友杨容林清防阁藏阮大钺的《和箫集》。杨先生和他有20多年的交往，朱先生提出以百元现金作抵押，保证限日归还，书主就是不肯。他便请杨的老友出面担保，好说歹说才拿到书，得以抄录存留。
朱先生对书的爱惜是出了名的，他专门雇蒋连福、严春航和柴爿3名补书匠，常年修补破损、虫蛀、水渍的书籍。他们一年到头粘粘贴贴，修修补补，复原了许多珍贵的典籍。
除一般藏家注重的经史子集外，朱赞卿还广泛收集名著稿本、读书札记、方志、医书、天文、历算、戏曲、宗教、民俗、音韵、字书、种草莳花等，其中不乏精品。如明正德刻本《姑苏志》、嘉靖刻本《象山县志》等一批方志均为海内孤本或罕见之本；汲古阁影宋钞本《集韵》系影宋钞本中的杰出代表，其价值不下于宋本；《明文案》由于一直被清朝列为禁书，只有两三部抄本传世，且书中有黄宗羲等的点校墨迹，显得弥足珍贵；明白棉纸抄本《三才广志》是我国古代一部最大的私纂类书，学术价值明显；《明史稿》存十二册，经著名学者柳诒徵、沙孟海等考证，确是万斯同手稿……
朱先生一直进行着中国藏书史的研究，收集了许多参考书，并着手编著《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还请马涯民作了序，可惜后来因“文革”的冲击，未能如愿。
平时不大声响的朱赞卿，内心却一直在忧虑着别宥斋书籍的归宿问题。京城的朋友都知道他藏品的分量。他到北京办事，转完琉璃厂，朋友们设宴款待，席间有人动员他将书捐到北京来，并许诺全家户口可以落到京城。他淡然一笑，只是摇头。
越到晚年，书籍的归宿问题越成为老人的困扰。他首先想到身边的人，可转念一想：“予以善本遗之某，某决不能读，则有若无也。予下世后，某或货于人，未必得善价，即得善价矣，仅仅多挥霍数日耳。”思前想后，他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他把亲属叫到身边：“吾旦暮人也，终当谢也。身后汝曹当为我善处此书，其为我捐赠天一阁，并存不朽，吾愿足矣。”
对朱赞卿来说，离开了书籍，仿佛就离开了希望。被遣送回原籍的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老人辞世，享年83岁。
12年后的初秋，江南即将进入丹桂飘香的季节，宁波文化界迎来一件要事。按照先生的遗愿，天一阁隆重举行朱赞卿先生家属捐献图书文物颁奖仪式，朱氏家属代表、朱赞卿先生的儿媳姚重之宣读了《献书启》，正式将10余万卷古籍捐献给国家，政府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这一天是1979年9月1日。
朱赞卿的名字对天一阁、对中国藏书史来讲，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2008年5月16日—25日，天一阁书画馆，《朱赞卿先生捐赠文物精品展》在他去世41年后，首次以专题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次走出“深闺”的60件书籍、瓷器、字画等文物，令观者眼界大开，也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这位捐赠了众多古籍文物的长者。一册册翻开的古籍上，钤盖着“别宥斋”的朱红印记，几十年过去了，仍很鲜艳。
其实，他的收藏所折射出的光芒，早已播撒向远方。
有道是：千条溪流，终归大海。个人收藏，无论众寡，终将归于社会。藏者享受其过程，存留惠及于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