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文郁（中国作协会员，退休教师）
北京城南，有一处秀美的公园，园内山水亭台，碧树娇花，是京城人休闲的好去处。公园名陶然亭。白居易有诗：“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然而我于菊黄时节访陶然亭，不是为了“陶然自乐”，却只为寻访那一座墓碑。
陶然亭湖畔锦秋墩北麓，苍翠蓊郁的松林中，掩着两座合为一体的墓，位于右侧的墓碑上，镌刻着七个隶体大字：“吾兄高君宇之墓”，碑上铭文记述了烈士的生平。高君宇是中共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与之合体的另一座墓葬着他挚爱的女友石评梅。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乎”，读着墓碑另一面高君宇的言志诗，我眼前浮现出三个激昂慷慨、纵论天下的热血青年。三人中，除了高君宇，另两位是我的姥爷纪亮和我的表舅纪守光。高君宇、纪亮、纪守光三人当年同为山西省第一中学学生，纪守光与高君宇又曾同在北京大学读书。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前后，三位立志救国的青年，经常聚在一起畅谈人生，研讨时政。高君宇作为山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于1924年为促进国共合作，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我的姥爷纪亮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时，与民主革命的先驱路友于一起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经路友于介绍，也加入国民党左派，与路友于等人一起组建了山西省党部。几位有志青年不论党派，一起著文章、办刊物、建学校，为复兴中华而努力工作。没想到君宇年仅29岁就因病离世，失去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同志与亲朋悲痛不已。组织上委托君宇的同乡好友兼同学纪亮纪守光叔侄，为君宇撰写碑文，我的姥爷和表舅遂将失去挚友的痛苦与立志救国的一腔热情化为文字，刻在高君宇墓碑上。“兄，高姓，名尚德，字锡三，别号君宇，山西静乐人也，生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时袁氏当国，任意横暴，列强觊觎，非分逼索。宇目击时艰，痛国沉沦，辄愤懑填胸，嘘唏浩叹，三五同志以事须缓图劝之，始止。当此之时，君宇已蓄革命之决心矣……”
据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回忆：“墓地是根据高尚德的生前愿望，由北京共产党组织，用24块银圆，买自慈悲庵。碑文是由党组织指派北京大学的革命学生纪亮、纪守纲（纪守光少时名纪守纲，高中时改名守光，意为追求光明——本文作者注）代我起草，经北京党组织批准刻上去的。因为不便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所以就用了我的名字。实际上这是党给尚德树的碑。”（见王庆华著《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
君宇走了，但他救国救民的心火仍在燃烧。抗战初期，姥爷同与他一起长大、志同道合的侄子纪守光二人，四处做报告宣传抗日，为战事筹集物资，去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日夜为抗战奔劳。但中央政府消极抗日的态度却令所有的爱国者忧心如焚。1935年，在一次国民党中委扩大会议上，看着坐在台上的汪精卫，已是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纪亮再也按捺不住，冲上台去直斥汪精卫的卖国行为。会场举座皆惊：这个年轻人，哪来的勇气？
是啊，哪来的勇气？纪亮资历不深，又无背景，竟敢在国民党大会上当众怒斥汪精卫！这勇气只能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前途的焦虑，也来自挚友的激励。他不能忘记路友于被北洋军阀杀害前说的话：“吾辈当努力做牺牲者，岂屑斤斤为个人计安危哉？”也一直痛惜着高君宇逝去的年轻生命，挚友已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难道我还不敢说一句真话吗？可是最终，汪精卫没有被赶出去，纪亮却被赶出了国民党中央。
姥爷出生在山西省阳高县纪家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为人耿直，一生酷爱读书，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从事教育，后进入政界。人在官场，他没有学会也决不愿学官场那一套习气，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竭尽全力。被赶下台的姥爷愤愤地走出会场，从此，也就走出了那个虚伪的官场。
他准备回家乡，家乡却早已失去往日的安宁祥和。大同阳高罗文皂，离家只有20里路程，那里驻扎着大批日军，火车终日隆隆响，把大同的煤炭、木材一车车运往日本。大同，中国九大古都之一，地底下埋藏着黑色的金子，地面上闪烁着人文的辉煌，那魏晋的佛像，那被誉为“北方锁钥”的重镇，都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姥爷想到这里，一拳砸向胸口。痛啊，揪心的痛！
离开政界的姥爷心绪难平，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当年，作为农家子弟，衰老的父亲拿不出供他读书的钱，也需要他这条臂膀撑持家业。然而，对更阔大的世界的向往让年轻的纪亮下了决心，他白天在地里干活儿，夜晚到寺庙借着神佛前的油灯苦读，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几年后，又考取了官费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教书办学的过程中，他宣传救国救民的进步思想。迈入政界后，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始终是他的主导思想，没料到，这一步竟迈入了一个龌龊的大染缸。面对种种令人痛心的现实，这个瘦弱的读书人潜入书中，广泛阅读，反复思考，企图寻找到一条切实的救民之路。日本一介弹丸，却敢一次次欺凌它身边这个巨人，他们凭借的是什么？看来，地大物博不足以使国家强盛，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如何使普通民众真正觉悟？教育！教育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1936年，又一个噩耗传来，侄子纪守光被汪精卫授意的特务暗杀。“不能再独守书斋，必须有所行动了”。他时时默念着杨度《湖南少年歌》中的两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他想起亡友高君宇的信仰，想起西北山坳里那片红色土地，进一步觉悟到中国的未来。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1942年春，因战乱中颠沛流离，肝炎疾患日重，姥爷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世界。
在他的最后时日，给家人留下一封信，嘱咐道：“我留下的这些薄款不要买地，房屋也不要多置，够住就行，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村里有人家孩子读书尽量接济。”读书，发展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力，这是姥爷最初的理想，也是姥爷最终的嘱托。姥爷痛恨倭寇的凶残，痛斥卖国贼的无耻，痛感教育的匮乏，痛心民族文化力的落后。姥爷的痛，也深深地留在了子孙后代的心中。
今天，那曾让我的姥爷抬不起头的“东亚病夫”标签，早已被中华民族彻底撕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想起姥爷，想起高君宇，想起那千千万万为中华民族复兴献出生命的人，作为后辈，有什么理由不为此努力呢？巧的是，家族几代后人多从事教育工作，姥爷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些，定会感到欣慰。
《》（2022年03月25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