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
法国侵略越南
在边疆危机四伏、各地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近代中国又遭遇了法国侵略者借入侵越南所挑起的中法战争。
17世纪以来，法国在开拓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一直企图占领越南。1862年，法国强迫越南签订《西贡条约》(亦称《第一次西贡条约》)，威逼越南割让昆仑岛、西贡(今胡志明市)、下交趾三省(边和、定祥、嘉定)给法国。1867年，法国殖民者派兵直接镇压了越南南部人民起义，侵占了越南南部的永隆、河仙、昭笃三省，完全将越南南圻变为法国的殖民地。
1873年，侵越法军从已占领的越南南圻北上，攻占北圻(法国人称之为Tonkin，汉译“东京”)的河内、海阳、宁平、南定诸省。不得已，嗣德帝阮福时邀请原中国反清农民武装、为避清军“追剿”而人越的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帮助抗法。虽然黑旗军打败了法军，但越南最终迫于法国的压力，于翌年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该条约规定越南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成为“法国进展道路上的里程碑”。
19世纪80年代，法国从欧洲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经济强国，更加疯狂地向外扩张。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了250万法郎拨款，作为侵略越南北圻的军费。于是，法国的交趾支那海域分舰队司令李维业海军上校开始率军向越南北圻发动新的军事攻势，相继攻陷海防、河内等重镇。1883年，黑旗军和越南军民向河内法军发起进攻，在城西纸桥再次打败法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打乱了法军的北侵计划。就在这一年，法国增拨侵越经费，并任命何罗芒为东京总特派员，陆军少将波滑为东京驻军最高司令，海军少将孤拔为东京湾海军司令，组成所谓的侵越“三头政治”，海、陆并进，越都顺化陷落。在越南君主新丧之际，法越《顺化条约》签订，法国进一步控制了越南外交、司法、税收等大权。从此，越南陷入法国殖民地的深渊。
法国侵越的目的，除了在越南建立殖民地以外，还企图以越南作为跳板，北上攫取中国的资源。使法大臣曾纪泽致书李鸿章说:“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此间人之著作，多可为证。”法国巴黎商会进出口委员会毫不隐讳地说:“云南、贵州和广西……这几个省拥有5000多万居民，云南省富有铜矿和锡矿，广西省出产中华帝国最好的丝绸，我们的商业必然会在这些地区获得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法国驻越南海防领事土尔克说得更露骨:“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越南是中国南部的邻邦，古称“交趾”，秦汉以后纳入中国版图。后称“安南”，北宋初年自立为国后成为宋朝的藩属国。1803年，清政府改其国名为“越南”，沿用至今。越南在被法国人侵的情况下，根据中越宗藩关系的原则，多次遣使来华，并请清政府以宗主国的身份出兵保护:“窃照下国久赖天朝封殖，豫列职方二百余年……字小之仁，保属之义，想不忍膜视。况疆土皆其所属，岂忍听人占取，以薄藩篱?”正是利用宗藩关系，越南翰林学士阮籍在会晤清朝招商局道员唐廷庚时，恳求代禀李鸿章及两广总督，“务必怜恤藩封，设法拯救……事情甚迫，下国王甚忧闷，满朝臣子望天朝拯救如婴儿之望父母”。。
出于保护自身国家主权和边疆安全及保护藩属的考虑，清廷早在1870年8月25日即谕令军机大臣等派人前往越南，调查法国的侵略动向，搜集有关情报，并激励阮氏王朝抗法。
法越《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罗淑亚于1875年5月通过正式外交途径，首次以照会方式就越南问题向中国提出交涉。该照会除将法越条约的内容通知总理衙门外，还提出了禁止中国军民进入越南、开辟滇越商道、歼灭“中国匪帮”等无理要求。总理衙门在照复中拒绝承认越法条约的合法性，并对罗淑亚的要求一-驳斥。清廷还命使法大臣曾纪泽与法国当局辩论，以维护中越宗藩关系。
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原想放弃越南这个藩属国，但清廷与群臣想保住越南，李鸿章只能按照朝廷的意愿与法方交涉。1881年12月，李鸿章在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议及越南问题时即指出，越南是中国的属国，法国若吞并越南，中国不能袖手旁观。翌年4月法军攻占越南河内后，曾纪泽三次照会法国外交部，要求法军撤出河内。法国拒不答复，却命宝海与中方谈判。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李鸿章的随员马建忠代表李鸿章与宝海签订了一个包含三条内容的备忘录，史称《李宝协议》，其主旨是以红河划界，红河以北归中国巡查保护，以南归法国巡查保护。
尽管这个协议与清朝保藩固圉的初衷有距离，但还是不能满足法国侵略者的欲望，于是撤回宝海，改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谈判，同时定下武力夺取越南的计划。1883年6月，脱利古到达上海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强调越南是中国属邦，脱利古则以法越订有条约为由加以否定，双方互不让步，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清廷就越南危机征询群臣的意见，李鸿章等少数官员建议朝廷放弃越南这个藩属国，多数人则主张保藩固圉，以防唇亡齿寒。为此，清廷决定派兵出关，援越抗法，并派遣招商局道员唐廷庚前往越都顺化，“晤商越王及其执政，将通商自强及联络外交之法密为探询”，向越南协办大学士阮文祥等分析形势，晓以抗法之利害，并极力劝告越南应早筹对付法国的良策。继之，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又主动请缨前往越南，“查看地形，而为越作说客”，激励越南政府领导人民抗法。
中法战争的爆发及其进程
人越抗法的清军和黑旗军，分东、西两线，从广西和云南出境。驻扎在越南东线的桂军达35营，总数约1.4万人。西线清军达7营。而奉命赴滇的川军和黔军正待命出关，清廷还批准云贵总督岑毓英率20营兵力赴越。加上黑旗军和越军，抗法部队集结完毕后，可达数万之众。
侵越法军由海、陆两军组成，至1883年11月，其总数为1.5万人。其中陆军9000多人;海军包括东京海岸分舰队11艘军舰、东京小舰队12艘军舰、中国海分舰队6艘军舰、交趾支那分舰队4艘军舰和6艘运输舰，兵员共5600多人。
当李鸿章与脱利古谈判破裂之后，法国决定动用武力占领越南北圻，总理衙门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倘(法军)竟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法军自恃武器精良，毫不理会，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长裴龙向越南前线下达电令:“军事行动要占优先地位，一俟援军到达，必须集中海、陆两军的优势兵力，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夺取(红河)三角洲的主要据点。”1883年12月中旬，法军约6000人分水、陆两个纵队，从越南河内向西北方向的山西进发。经过三日激战，抗法部队败退出城，战略要地山西落入法军之手。山西之役，成为中法战争的起点。
在越南北圻，红河沿岸及其三角洲地区的南定、海阳、北宁、河内、山西五省田多沃壤，粮丰物盛，是强兵足食之区。攻下山西后，这五省中的四个逐步被法军窃踞。法军要把这五大富省全部占为己有，北宁是最后一个堡垒。法军制定了进攻北宁的作战方案:由新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中将任总指挥，对北宁附近的主要工事实施攻击。1884年3月上旬，两路法军分别出发，对北宁城发动总攻。抗法部队因将帅腐败无能，布防失误，士卒厌战，装备窳劣，无法抵御法军的猛烈炮火，仅一天时间北宁即告陷落。
北宁失守后，清政府下令惩处前线作战不力的官员，先将东、西线指挥官徐延旭(广西巡抚)、唐炯(云南巡抚)褫职，继而将北宁偾事两统领黄桂兰、赵沃拿问，还将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罢免，重组军机处。但严厉的措施未能阻止清军潮水般的败退，局势进一步恶化。云贵总督岑毓英哀叹“越事如将倾大厦，断非一木所能支”,“万难补救”，故请“全师撤回，退守边境”。北圻战场上悲观失望情绪开始蔓延，4月中旬兴化城沦陷，更使畏惧厌战心理空前膨胀。
军事获胜的法国，企图在扩大战果的同时进行外交讹诈。1884年年初，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谢满禄就曾致电法国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茹费理:“我们认为，我军攻占山西及北宁后，中国政府如果不准备与我方谈判，不准备以严肃郑重的条约来实施理应实施的和平与各项保证，我方便应不惜任何代价，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迫使其就范。为了达此目的，只有一种行动最为有效，即立即进军北京。”列强各国默认和支持法国的行动，威胁清政府对法让步，盘踞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前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尤其卖命。
5月初，只有中校军衔的福禄诺衔命从上海北上天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越南，法国不向中国索取兵费，中国开放边境通商，法越修约时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
法国人迫不及待地宣布《李福协定》的内容，同时慰劳军队，鼓舞士气，决定将清军驱赶出越南北圻。6月中旬，杜森尼中校率部从浪张府北上，出发前法国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下令道:“必须立即占领谅山，这是政府的期望。你要尽快不惜任何代价赶往那里。”杜森尼赶到谅山省的北黎，前往接收清军营地。清军表示尚未接到撤退命令，希望法方与总理衙门交涉，等命令下达后马上撤回中国边境。法军强行进入清军驻地，双方发生激战。清军隐蔽在丛林中向法军射击，并包抄其退路，最终击退法军。此事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件”(事发于北黎的观音桥附近)。观音桥事件传到法国，舆论哗然，复仇之声弥漫全国，这为法国挑起事端，将战火引到中国本土提供了借口。7月初，法国的中国海及日本海分舰队总司令利士比少将致函驻华公使巴德诺(又译为巴特纳)，提出了以武力夺取旅顺、威海卫作为“担保品”的主张，即所谓“据地为质”策略。巴德诺电告法国外交部:“这里的人深信，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采取掌握抵押品的办法，占领中国港口。”法国驻沪总领事李梅也主张在华北动手，但进攻的目标改为登州，并封锁渤海湾。法驻天津领事林椿则主张先攻下东南沿海重镇福州，然后北上芝罘。于是，巴德诺建议召回法国驻北京使馆代办谢满禄，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强迫清政府登报承认《李福协定》，撤出驻扎越南北圻的部队，并赔偿2.5亿法郎(为清政府数年财政收人之和)的“违约费”，交出福州、南京的兵工厂和港口作赔偿保证。派全权代表到上海签署正式条约，三天之内得不到圆满答复便动武。如此讹诈，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
法国人要进攻福州和基隆，“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基隆是被称为“台北咽喉”的战略要地，那里生产的煤炭可作军舰的燃料，基隆港的关税也令法国垂涎。8月初，利士比率领“拉加利桑呢亚号”等三艘军舰前往基隆，摧毁基隆岸上炮台后登岸作战，遭到数千守军的顽强抵抗。法军招架不住，在两人战死、十人负伤之后仓皇窜回舰上，驶离基隆。
法国进犯基隆，引来疆臣一片怒斥。媒体推波助澜，上海《申报》发表了《论中国此时当明与法人示战》等多篇社评，强烈要求清政府奋起抗法。法军则因未能在基隆捞到“担保品”，开始谋划实施对福建马尾的攻击。
马尾位于福建省会福州东南，闽江与乌龙江会合处，是一座军港，为福建水师的大本营。岸上的福建船政局，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
7月中旬，法军违反国际法，借口“游历”进入马尾。截至8月上旬，停泊在马尾水面的法舰已达九艘，另有两艘鱼雷艇，总排水量1.45万吨，舰炮77门，官兵1830人。战争期间，军舰驶进敌对的主权国家内河如人无人之境，与主权国军舰同泊月余之久，世所罕见。有人提出援引《万国公法》关于军舰进人他国不得超过两艘、停泊时间不得超过两星期的规定驱逐法舰，但清廷反复强调不准“衅自我开”，因此清军未对法舰采取任何措施。
当时，直接参与决策的清朝大员中，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驻马尾上游的福州，会办大臣张佩纶、船政大臣何如璋驻马尾直接指挥，福州将军穆图善驻闽江下游出海口处的长门，马尾与福州、长门相距各数十公里，互为遥制。形势骤紧，马尾港仅有福建水师三艘军舰，何如璋分别从厦门、台湾、广东等地调舰，至8月下旬，汇集马尾的舰只达11艘(其中两艘为无炮位的运输舰)、总排水量近万吨，舰炮45门，兵员1185人。这些军舰多为木质结构，排水量、大炮数、战斗员都不如法军，且无鱼雷艇和机关枪，整体上处于劣势。
新组建的法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孤拔中将亲自指挥马尾作战。8月下旬，法军利用清军不敢先开火、船头系锚、退潮时尾部朝向法舰之机，集中火力突袭清军旗舰以破坏其指挥系统，仅用半个小时光景，便将清军军舰全部打沉，清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马江。法军在摧毁船政局和沿岸各炮台后，大摇大摆地驶出闽江口。
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于8月26日对法宣战。
马尾之战后，法军转向进攻台湾。10月初，孤拔以十艘战舰的优势兵力对基隆实施重击。曹志忠、章高元两位提督分守基隆河口两岸，对来犯之敌予以英勇还击。守军顶不住法军的猛烈炮火，前沿阵地被法军占领。
孤拔的副手利士比(时任远东舰队副司令)率领四艘军舰直奔淡水，环泊港外。闻知淡水遭到袭击，台湾守军主帅刘铭传以淡水距离台北府城近为由，除留林朝栋率300人驻守狮球岭外，其余连夜撤出基隆，赴援淡水。为了不让法军得到燃煤，刘铭传还下令毁掉基隆煤矿的机器设备，将挖出的煤烧掉。守军撤退，法军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基隆，侵略者终于实现了“据地为质”的愿望。
法军在淡水击毁岸上炮台之后，不敢贸然登陆。等基隆方面派三艘军舰运送援兵抵达后，才派600人登陆。守军宁死不屈，迎头痛击，最后把敌寇赶下了海。
法军在东南沿海频频肇事，对中国海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因无力进攻中国的首都北京，他们便想出了替代的办法--将大米列为战争禁运品，以坚船利炮阻止江浙漕粮从海道运往北方。拿平民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要挟主权国家，与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是践踏国际法则的海盗行径，“震撼了文明世界”，英国等曾出面干涉，但法国我行我素，宣布从1885年2月下旬起禁运大米，直至中法战争结束。
不败而败的战争结局
对法宣战后，清政府在越南战场上制定了“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法军)不敢悉众内犯”的战略决策，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和接替徐延旭任广西巡抚的潘鼎新，兵分三路入越，以减少东南沿海战场的压力，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法军方面，东京远征军于1884年9月由波里也取代因病回国的米乐任总司令后，集结于越南北圻的法军官兵两个旅约1.8万人，分守河内、北宁、宣光等城，尼格里率第一旅分路进攻，波里也带第二旅居中，驻谅江以备机动。
在东线战场，10月，法军第二旅进攻北宁东北、陆南江北岸的船头，遭到清军的猛烈反击，法军损兵折将，清军取得了北圻反攻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士气为之一振。另一部法军进攻船头西边的郎甲，清军奋起抗争，仍败下阵来，郎甲、船头相继落人敌手。
在东线战场鏖战正酣之时，岑毓英组织优势兵力，与黑旗军并肩作战，在西线战场上展开了以围攻北圻重镇、水陆交通枢纽宣光为中心的系列军事行动，占领了宣光附近的战略要地，拖住法军不得向东线战场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桂军的战略反攻。
1885年年初法军在东线反扑，清军受重创。法国增兵8000人到越南，加速了清军的溃败。法军一路追击，清军退回镇南关(今友谊关)内，边警告急，广西全省为之震惊。
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欲改变桂军在越南战场上的颓势而起用年逾花甲、称病赋闲在老家钦州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冯子材仅用半个月就募兵十营，名为萃军(冯号萃亭)，于1885年2月中旬赶到镇南关前，清廷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
冯子材到达边关后，团结将帅，收拾败局，拦截散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接着在镇南关内约4公里处(今广西凭祥市友谊镇隘口村南面)的关前隘筑起一道长1500米、高2米多、宽1米多的土石长墙，连接东、西山岭，墙外挖掘1米多深的堑壕，东、西山岭上修筑数座堡垒。在镇南关附近方圆上百里的阵地上，节节陈兵约80营，做好了战前准备。
3月下旬，冯子材率军出关，夜袭驻扎谅山省文渊州的法军，打乱了法军部署，促使法军在援军未到之前即仓促发动进攻。3月23日，指挥北圻东线战场的法国远征军第一旅旅长尼格里少将率法军携带十门大炮，北犯镇南关。法军逼近长墙后，足蹬草鞋、手执长矛的冯子材与二子率兵出击，短兵相接，以众压寡，展开肉搏战，使法军无法发挥先进武器应有的作用，两天共毙敌74人，伤敌213人,是为中法开战以来法军死伤最多的一次。
将法军赶出国门后，清军乘胜追击，一路南下，频频奏凯。3月底，在文渊与谅山之间的驱驴，两军相遇，法军最高指挥官尼格里胸部中弹倒地。此后，法军一蹶不振，从谅山往南撤退。清军顺利占领谅山，是为镇南关-谅山大捷。
拿下谅山后，东线清军继续在其周边扩大战果，克复屯梅、谷松、观音桥等处，进逼郎甲;会办云南军务鲍超正率军向龙州进发，作为东线的后援;更部主事唐景崧所率桂军，正计划从中路出牧马、攻太原;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在临洮击敌后，正向兴化、山西挺进;粤军拟从钦州出海，进击广安;越南军民则摩拳擦掌，准备策应清军，将法军驱逐出境。法军的失败，在法国掀起了政潮，茹费理内阁为此倒台。正当北圻抗法局势看好之际，清廷突然下了停战令，前线将士痛心疾首，扼腕顿足，纷纷请战。4月中旬，清廷催促两广总督张之洞如期停战，撤回边界。无奈之下，清军南下进击河内，收复北圻的计划化为泡影。
1885年1月上旬，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英籍税务司金登干抵达法国首都巴黎，代理中国同法国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4月初，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签订《中法停战条件》。为了履行这份停战条件，清政府不能再让越南北圻战事延续下去。
中法双方分别指派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议定正式和约。6月9日，李、巴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简称《中法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规定法军从台湾、澎湖撤退，确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此外，在该条约和次年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等文件中，法国还获得了通商、修筑铁路等方面的利益，外国侵略者攫夺中国铁路利权的要求第一次在条约上表达出来。法国侵略者在战败的情况下，达到了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中国则在获胜后损失了大量权益，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时人用“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归纳这场战争的结局。
